日本学界在锁国研究上的争论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7)02-0095-05

      一、锁国研究的起始

      从学问角度对锁国的评论，一般认为始现于19世纪末(明治时代中期)福地源一郎的《幕府衰亡论》(1895)和菅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1892)二书之中。二者对于锁国问题的思考和论说，主要缘于他们都亲身经历或体验了开国至明治初期日本面临的国际问题，[1] (P237-238)因此大致可以说他们对锁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是出自日本面对国际现实问题的反思。前者的有关论述旨在阐明幕府为何实行锁国的问题，即所谓“锁国原因论”的首倡，而后者的论述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锁国体制的弊端，认为它阻碍了日本民众间广泛的商业活动的开展，结果使得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的国际市场上落后于欧美各国。其观点侧重于指出锁国体制造成的损失。二者的言论开启了“锁国”研究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便是日本学界在20世纪前半叶兴起的有关锁国的“原因”及其“得失”的研究。

      二、锁国得失的争论

      20世纪初内田银藏和辻善之助二人对锁国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开了锁国得失论之争的先河。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对锁国的认识普遍持否定态度，即认为锁国是日本的损失。[1] (P35-36)，[2] (P146)

      内田银藏在《鎖国とは何ぞや(何为锁国)》(1911)[3] 一文中，从经济、政治及国民精神文化上的效果、修养及势力蓄积的三个方面对所谓的“利益”作了分析：经济方面，实行锁国使得日本对外贸易受到阻碍，但是日本国内的产业却因此取得很大发展，并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锁国体制下日本与外部的交往甚少，使国内政治得以长期稳定；在精神文明的发展方面，锁国时期正是东洋文明达到成熟境界的时期，日本由此得以修养、准备和积蓄力量，这也是开国后50年间日本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提出了锁国利大于弊的主张。

      与此相反，辻善之助在《鎖国とその得失(锁国与其得失)》(1917)[4] 一文中，针对内田银藏的上述“利益”观，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海外发展的四个方面论述了锁国的得失问题。他认为在经济层面上确实有“锁国的利益”，但是“还必须承认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出现了国内产业发展迟滞的间接损失”。在政治方面，辻先生认为锁国时期西洋诸国对日本来说并没有多大危险。尽管这期间先后有英、法、俄等国势力前来日本，但是世界形势并没有达到破坏日本“泰平”的程度。因此所谓“锁国的利益”难以成立。在文化方面，他批驳了内田银藏的所谓锁国才使日本免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从而使日本文明成熟、东洋文化的精华得到发挥的“利益”观，认为历史上“日本文化与外国交流最频繁，受刺激最多的时候，是最为发展的时候。……由这点想来，可以认为锁国是我国的损失”。关于国民的海外发展，他认为锁国使得好不容易在海外发展起来的日本人的势力受到挫折，这无疑是锁国造成的一大损失。由此，辻善之助先生总结说：“锁国是一得一失，但将两者比较来看，总的说来，让人觉得损失的方面居多。”表明了其锁国“失”论的主张。

      随后，南蛮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新村出对辻善之助的损失论提出了异议。他在《南蛮広记》的“锁国”一文中论述到：实行锁国使日本“摆脱了在欧洲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耶稣旧教的桎梏，脱离了濒于衰退的南欧的影响实属意外的幸事”。相反，接近了北方日耳曼尼亚的新兴风气，实为日本国民的利益。锁国使得日本消除了对外关系上的烦恼，能够专心内治，致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这极为缓慢和极少，但依然吸收了西方的新知识，这是近世文明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事情。因此可以说锁国是使日本能够充分消化新知识，获得精神上的富有的好机会，同时也使得日本国内的奢侈浪费得到抑制。“所以毋庸赘言，锁国政策在当时不但是不得已，而且也是利益。”[2] (P148-149)

      受到辻善之助质疑的内田银藏，在1918年出版的《近世の日本》里的“锁国”一章中依旧强调了锁国有益于日本的观点，拥护新村出的锁国利益论。而德富苏峰则是坚定锁国损失论者。他在《近世日本国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上卷》(1924)中作为“锁国”结论的“鎖国の代価幾許ぞ”一文里，在承认锁国制度的利弊并存的关系之后，认为日本民族“因为锁国政策，至少损失了二百五十年”。而且讲到：“德川幕府彻底推行锁国国策的结果，使得日本国民全都成了蓑衣虫。但是此蓑衣虫将头伸出袋子，向四处张望时，发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立锥之地”，对锁国的结果给予了强烈的否定。其次，栗田元次先生在《綜合日本史大系》的“江户時代(上)”中对德富苏峰的论调表示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白柳秀湖先生在《民族日本历史近世篇》中主要从吸收西方文化的角度更为详细、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与新村出相同的见解，表明了自己“锁国利益论”观点。另外，二战后，著名学者和辻哲郎在《鎖国—日本の悲劇一》(1950)一书中从锁国损失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认识，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锁国损失论者。

      以上是20世纪初及锁国研究初始阶段出现的锁国得失论以及二战后锁国损失论的梗概。从争论的内容可以看出，锁国得失论实际上是研究者对锁国这一对外关系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给日本社会造成的结果进行评判时产生的观点对立及其争论，也就是说锁国造成的结果如何是这些锁国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作为锁国研究的初始形态，锁国得失论(以及同时出现的锁国原因论)就其研究本身而言，反映出当时研究者自身的局限。然而，从锁国得失论产生的背后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锁国有利论者还是锁国损失论者，其潜意识中都有意无意地将当时现实中的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做比较。静观之，这都与当时日本国在和西方列强抗衡过程中处于劣势这一时代背景有关。比如明治时代的初、中期，日本试图摆脱不平等条约(安政五国条约等)的束缚，争取独立，消除殖民危机的外交努力，由于日本自身的贫弱、落后而接连失败；另外，日本欲征服亚洲各国，进而独霸世界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沦为了战败国，这些时候都是锁国得失论兴起之时。日本学者进士庆干也指出：“这是由于明治以后日本相对于世界市场的后进性的自我意识和意欲跻身其中的强烈愿望，使得关于这一问题(即锁国问题)的思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得失论争。”[5]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