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早年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开始研究美国史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希望并且计划以做学问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此，除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那就是要中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发扬科学与民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后来，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发现两千余年的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中、美学者的赞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及其中学同学叶巍读此论文后，认为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崭新视角，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将它译为中文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该社李艳辉编审的支持下，以专著形式出版，全书十八万五千字，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该书出版后，受到开明学术界的好评。另外，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承续我在硕士论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线，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1948年在上海《观察》、《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报刊上发表了三十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后来选了二十三篇，得到武汉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这两件事情说明，我的社会学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开始尝到做学问的味道。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我研究美国史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二 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1964年4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开始半年，我们还为美国史研究做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我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撰写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讲义，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一文（因时局变化，该报只寄来清样，未正式发表）。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是在业余时间偶尔干点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多少对美国史研究有点铺垫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十三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且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堕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紧跟”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做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做出真正成绩的。 三 我的美国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有关的。新中国不是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吗？因此，列宁这本书中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这本书中说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人们研究二十世纪美国史，就不能不得出“美国是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但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增长，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是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另一方面，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邓小平四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据此，1979年4月21日至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1979年1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后受命主持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关于编写《美国史》的问题，与会者达成三点共识：（一）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全面地、理性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形势，使得编写一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二）从当时情况看，我国没有一个学术单位有能力编写出这样一套《美国史》，但把各有关单位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的，这种组织工作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负责；（三）成立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有关教师组成的编写《美国通史》的班子（后来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学退出了，华东师大加入了），并选举杨生茂、刘绪贻任总主编。同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