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政治文化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有着内在关联的事件，比如编写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无视宪法第九条[1]，向伊拉克派兵等，小泉纯一郎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所有关注中日关系、关注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中国人无不忧虑和愤慨。究竟是什么形成并支撑着日本颠覆历史的战争认识？这既有外交、政治、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哲学思想、文化教育层面的原因，而且各种原因之间错综交织，相互牵制和影响。政治、经济的原因通常容易引人注目，军事、外交的原因也总是显而易见，而思想、文化的原因却往往是更为内在的、深层的，同时也是更为根本的。文化层面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几经变异的日本儒学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由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相比之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严重滞后，许多中国学者在总结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日本实行的是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学推动了战后日本的复兴”等日本儒学肯定论，一些人还为此著书立说。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偏误，这是对儒学进入日本之后的演变轨迹缺乏认识所致，是对整个日本近代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缺乏认识所致。实际上，恰恰是日本儒学与国粹主义的同流合污，成为天皇制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并最终充当了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战后，日本儒学仍然继续充当着修正主义历史观的内在依托，成为抹杀战争罪行的重要工具。 中国的儒家思想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日本涉及中日思想交流的最早文字记载便是儒家经典的东传，成书于公元712年的神话及传说《古事记》和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均记载，百济人王仁曾于应神天皇16年将一批中国典籍带入日本，其中包括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2] 此后，中国儒家思想经过日本民族心理的长期浸润，在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方面都逐步日本化，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态、代表日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日本儒学。因此，改造之后的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儒学自进入日本伊始就被作为某种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与本土文化生长在一起。中世纪时期知识人所提出的“和魂汉材”的文化战略，正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结合关系。而支撑起整个日本本土文化主干的，是原始的神道思想。因此，日本儒学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便是与神道思想的结合，这使它与中国儒学有了本质的不同。 日本神道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天皇神化”观念，也就是说，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古事记》[3] 和《日本书纪》[4] 的“神代卷”保留了日本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神话，二者都描述了天皇是日本民族的创世神——“天照大神”的子孙，他降临人世，施行神治。明治政府成立后，神道教被定为国教，获得了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的稳固地位。长期以来，天皇神化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日本的“建国纪念日”（即国庆节）就是《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神武天皇“降临”人间的日子，对这个日子的确认体现了对天皇统治“万世一系”、“古今一尊”的认同。在二战中，支撑人们义无反顾地参与侵略战争的重要心理基础，就是日本“神裔子孙”的民族优越感。“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5] 天皇由于其“天孙降临”的身世而成为现世的人格神。因此，一方面天皇是代表宇宙本源的神，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现实世界的统治者。于是便产生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高度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时，还建构起了一种人神紧密依存的宇宙观念，使得人与神之间没有其他民族文化中经常呈现的那种遥不可及的距离。因此，神道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功能性。 原始神道思想在与外界隔绝、相对孤立的岛国地理和人文环境下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当中国儒学出现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语境中时，日本本土文化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需要，对其进行了有所选择和有所改造的吸收。选择的核心标准以及改造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神道思想中的皇权意识。比如，中国儒学中“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的观念恰好可以提升天皇的神圣，强化民众对天皇的崇拜，于是便被尽数拿来并充分发挥。但是，中国儒学“天道”说的非人格神特征却并没能动摇日本人对原有神道的信仰。在中国儒学被筛选、过滤、改造、吸收的过程中，日本神道始终以其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不断地向儒学渗透。吉田神道的创立者吉田兼俱（1435—1511）说：“……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之根本。”[6] 到江户时代，“儒神一体论”更是直接以本土神道解读中国儒学，明确地强调儒学与神道的合一。江户儒学的创始人之一藤原惺窝（1561—1615）指出：“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7] 另一江户大儒林罗山（1583—1657）紧随其后言道：“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神道即理也。心外别无神，别无理。”[8] 这些主张把与神道合一的正统儒学定位为一种极具排他性和权威性的本位文化，使得曾经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学变异为日本儒学并实际地维护着日本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以明治维新为发端的日本近代文化运动初期，儒学尽管遭到了维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大力批判，但是并未因此而全面崩溃。相反，西方文化思想的蜂拥而至，极大地刺激了一批极力维护皇权的知识分子，使得国粹主义情感在他们内心日益膨胀。另一方面，日本的近代文化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天皇制政体下进行的，而且借用了天皇制度下的政治力量，因此，其出发点首先是维护皇权而不是民权。随着日本近代文化运动的发展，对自由民权的追求已经危及到这个根本的出发点。这时，在本质上与天皇利益保持一致的国粹主义者再度把曾经遭到鞭笞的儒学抬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使之作为御用思想重新发挥巩固天皇神权的作用。1879年（明治12年），明治天皇颁布《教学大旨》，将儒学作为立身之本，将科学知识作为器用之末，号召以仁义忠孝作为国民道德的核心。1890年（明治23年），明治天皇再次颁布了被尊为“圣旨”的《教育敕语》，明确要求恢复传统日本儒学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目的就是要加强统治、巩固皇权。这样，近代日本儒学在天皇制政体的扶植下，与国粹主义直接合流，并进而服务于为谋求皇权与国权的最大利益而产生的“扩张国权”的政治、军事欲求。严绍
教授曾经指出：“日本儒学在近代化中的复苏和发达，是日本自明治维新起80年间，未能建成近代民主型国家的重要的根由，并且架起了在20世纪初迅速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展的桥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