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1-0066-05 犹太国家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时刻——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以色列国家出现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但是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和承认以色列是否像我国的一些学者所说，是为了把中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排挤英法势力和遏制苏联势力南下呢？作者将依据相关的资料和著作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杜鲁门政府巴勒斯坦政策的国内背景 杜鲁门上台伊始，国务院就一再要求杜鲁门谨慎对待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的国内压力。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分别在1945年的4月18日和5月28日向他递交备忘录，提醒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可能想促使总统支持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无限制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也想通过国会议员提出这一要求[1](P1,6)。国务院官员的忧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证明美国犹太人的活动这时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8月，犹太复国主义事务紧急委员会进行了重建，更名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斯蒂芬·怀斯和阿巴·希勒尔·西尔弗担任这一组织的两主席。除了扩大这一组织的预算和有针对性地设立相关部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在全国建立了400多个地方性的委员会，组织它们在每一个主要的美国社团中都进行政治活动和公关活动，并接受纽约总部的指导和监督。“在这一组织重组之后，从各郡的杂志到大都市日报在内的各类报刊中的数以千计的社论、支持委员会在华盛顿工作的无数电报和信件以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大量集会、电台演讲和文章都验证了弥漫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新活力”[2](P350)。通过这些活动，这一组织开始把美国犹太人的行动变成一种群众运动，取代了以前的那种单人游说方式。这样，犹太游说集团就在美国出现了，这种集体方式的行动在促进美国公众舆论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推动杜鲁门总统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和承认以色列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还有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和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理事会。前者是一个由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极具威望的组织。在它超过15000人的成员中，包括17名州长、61名参议员、150名众议员和国家宗教界、世俗生活中的著名人士[2](P352)。后者由代表所有基督教派别的2400名最主要的宗教界领导人组成。1946年5月23日，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3](vol.2,P197—8)，他们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除了组织的发展之外，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也处于持续的发展中，这些组织的成员在1935年有5万人，1939年达到了11万人，1945年增加到了28万人，1948年更是发展到了50万人[4]。 正如国务院所预料的，在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1945年7月2日，54名参议员和250名众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信，美国48名州长中的40人在当天也向杜鲁门总统写信，他们都敦促总统在难民问题上采取行动，支持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3](vol.1,P251—2,255)。随后参众两院分别在1945年的12月17日和19日通过了瓦格纳—塔夫脱联合决议案。这一决议呼吁利用美国与受委任管理国的良好关系，促使它向所有犹太人的自由移民和垦殖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犹太共和国[3](vol.2,P2—3)。 除此之外，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犹太人的要求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5](P16,表1—1)。这样，上台伊始的杜鲁门总统在巴勒斯坦政策上就面临国内的重重压力。 杜鲁门总统身边也不乏亲犹太的官员和朋友，最为著名的是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助理戴维·奈尔斯和杜鲁门的密友爱德华·雅各布森，他们在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6]。 而杜鲁门总统本人对《圣经》的阅读使他对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联系并不陌生——“我经常大量地阅读《圣经》，在我上学之前我至少读了两遍”[7]。而犹太人的苦难也使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例如在1939年英国白皮书发表以后，杜鲁门在参议院发言反对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甚至他还在1941年加入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8]。杜鲁门本身的这种背景和倾向性可以使他较为容易地接受亲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 相对于犹太人来说，阿拉伯人在美国没有强力倡导自己主张、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活动。因此，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在杜鲁门总统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决策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难民问题到分治决议的通过和反复：美国国内力量的角逐 面对二战后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杜鲁门首先派英美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美方代表迪安·厄尔·哈里森去欧洲调查难民问题。在读过哈里森提交的报告之后，杜鲁门称它是“一份令人伤感的文件，不能允许继续发生它所描述的悲剧”[9](P64)。1945年8月31日，在没有同国务院商量的情况下，杜鲁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去信，要求英国允许尽可能多的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并把哈里森建议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报告附在信后，所以实质上是要求艾德礼向10万犹太人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3](vol.1,P27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