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军事情报与亚洲地缘战略的建构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伟亚,芝加哥大学,美国 芝加哥 何伟亚(1947—),男,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项目主任。

原文出处: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沿着福柯关于知识考古学的思路,初步检视一种针对亚洲的独特的殖民知识类型英国军事情报的兴起及其展布,包括具体的知识技术比如路线书和军事报告;这种知识的实践对亚洲空间进行独特编码,生产了相应的档案;19世纪英帝国主义根据这些档案重新组织社会,设计地缘战略,以此支配亚洲空间。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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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6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1-0117-08

      时任印军总军需官部初级军官荣赫鹏(Younghusband)在《大陆的心脏》(1896)一书中,描述了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东北亚到中亚的漫长旅行。他在1885年夏秋完成对满洲的一圈考察,于新年刚过不久到达北京。荣赫鹏在这里遇到印军总军需官部情报处的马克·贝尔(Mark Bell)上尉。贝尔即将动身穿越中国前往印度北部边界。荣赫鹏恳请加入他的队伍,贝尔没有同意,不过他建议荣赫鹏沿同一方向但从另一条路线进发,以便于尽可能多地搜集该地的信息。接着贝尔沿着古丝绸之路前往喀什噶尔,荣赫鹏则行进戈壁滩一线。几个月后,他们在印度会合并比较各自的旅行笔记。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印军军官在中国境内如此艰苦跋涉,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贝尔和荣赫鹏都认为搞明白从北京到印度边境的路线非常重要?他们在搜集哪类情报?如何把当时生产的有关中国或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其他知识形式和这种情报比较?这些问题及其历史答案引导我们关注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诸种技术。如果明白贝尔和荣赫鹏的兴趣与手段并非特例,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解释印军之出现在清中亚地区(新疆)。他们只是追随一套业已良好建立的生产有关殖民世界知识的程序;如果这些旅行者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程序正在从所掌管的殖民占有地远远地延伸到邻近的地域。这种军事行动似乎是设计用来支配和控制亚洲的空间。

      像很多非洲内陆一样,荣赫鹏所说的亚洲大陆“心脏”区域在19世纪80年代还同样不为英国人所知。那种地理学者填补地图空白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们跋涉穿越亚洲的“未知”区域;但情报处的活动和其他“探险”远征活动之间有着关键性的差别。特别是对于贝尔来说,这一任务嵌刻在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中:他要创建一个全面的“情报”,涉及不同王国和公国的地形、政治秩序、军事能力、经济和人口;范围从中国东北到地中海东岸,从中国南海到非洲西海岸。情报处考虑的是整个亚洲不能受沙皇俄国掌控以用作其行动区域。

      接下来,我想提供一些情景,用以理解19世纪晚期英印帝国界定和运作的情报部门的性质。我要讲的历史专注于情报处的技术程序和关于亚洲领土与人口的大量秘密情报档案。英情报部门最初隶属于伦敦战事办公室和印军各自的总军需官部。总军需官负责后勤,这是一门涉及运输、驻扎和给养的军事科学;工作人员一般是工程与炮兵军官、制图师和绘图员,而不是秘密代理人和间谍。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工程师着手任务并解决问题这样实效的观点来理解情报工作。

      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关注档案生产的历史。为了在可能的空间范围内关注这一点,我将引用情报处在中国的活动作为坚实的案例。或者说,考察军事情报处在通常被看成是英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计划之外或者其边缘地区的活动,我们能有所收获。某种程度上说,英情报部门的活动用独特的方式将“中国”目标化,我们可以把那些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笔下的“中国”与这些方式相对照。因此,我们从伦敦和印度西姆拉的情报处创建简史开始就会有所助益。

      一、伦敦和西姆拉情报处

      19世纪60年代,伦敦战事办公室建立起一个单位,用以搜集对英军可能有用的关于英帝国对手的情报。该单位最初的名字是地形与统计部,它的职责不仅包括绘制地图,还负责搜集涉及各国及其军队的统计数据。当时,人们认为统计是为了判定一个民族一国家或国家之下次级行政实体的实力与弱点而对其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含描述性文字和数据信息。在约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部门都在搜集此类材料。但是,随着1871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该部门的首脑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就建议设立一个情报机构,其职责除地形与统计部的职责外,还增加了搜集和处理对军队可能有后勤价值的情报。他建议把这个情报处归属总军需官部之下。1873年,这个机构成立②。

      这个伦敦机构的设立引起了印度方面的注意。1878年,科林(Edwin Collen)上尉递交一份备忘录,建议在印度建立类似的机构。他请求准许他返回英国,去考察战事办公室情报处的运作。在印军总军需官部的支持下,科林受遣前往伦敦。此行的结果就是1878年写成的关于伦敦情报处运作的一个冗长报告,并于次年在印度推行它的一些做法③。

      在英属印度建立此类机构已有先例。例如,西姆拉的印军总军需官部官员们已经开始搜集有关印度边境和相邻地区的材料。1878年担任印度情报处第一任首脑的迈克圭格(MacGregor),早在1868年就已经受任编纂一本中亚地理志。五年以后,迈克圭格和一小队共事的军官编纂成七卷部头的著作,标题是“献给有关地形、民族、资源与历史的更好知识”,包括印度西北边陲、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高加索、博卡拉和其法的卡内兹(Khanates of Kiva and Bokhara),以及拉达克。该书于1877—1878年间出版,是用英文、俄文和法文写成出版的或未出版的材料的大杂烩,总结了当时人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书后附有五卷汇编《亚洲的线路》。这些地理志与路线书完全是为实际的目的,既是军事情报的标准范本,也是这一地区未来情报处运作可供衡量的基本标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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