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31.13；K31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1—0127—08 学术界通常认为，近代日本民权思想产生于自由民权运动时期。但据研究，明治初期，以加藤弘之的几部政治学著作为代表，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已初步形成。对于加藤弘之思想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为数不多。早期研究者主要以朱谦之为代表，他在《日本哲学史》中论述和评价了加藤弘之的思想①，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②。上述研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一、对加藤弘之的思想，大多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去探讨和评价，较少从与日本社会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近代化民权思想的领域去进行研究；二、即便在论述哲学思想的同时涉及到了加藤弘之的政治思想，也多是主要批判他后期转变之后的思想，而对他早期的近代化民权思想没有进行深入剖析和具体评价；三、对与加藤弘之早期民权思想相关的史料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因而其论述大多显得相对空泛，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笔者打算围绕加藤弘之早期的几部政治学著作，对明治初期日本的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加以分析和评价，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德川幕府晚期的日本，在幕藩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完全是封建的等级关系。幕府为了加强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控制，规定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确定了每一个等级的特殊法律地位。武士集团内部又划分了若干等级。德川家族世袭的历代将军是最高级的武士和全日本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地方上各藩主、大名按照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不同被区别为“亲藩”、“谱代”和“外样”，三种大名在政治上地位有着明显差别。根据《武家诸法度》，大名必须定期到江户进行“交替参觐”：“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所相定也，每岁夏四月可致参勤”[1]63，“参勤交替之仪，每岁可守所定之时节”[2]66。大名妻子须按幕府规定长期居住江户作为人质，以便将军控制大名。这种交替参觐制度尽管在幕末逐渐废弛，但它已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封建等级烙印。 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便是出身于谱代大名的家臣，属下级武士。他强烈谴责了武士集团内部不平等的门阀制度：“士族之间存在着极其严格之门阀制度。而此种门阀制度之顽固，不只表现于藩内的公务方面，甚至在眼下的私交上，在孩子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着贵贱上下的区别”[3]23—24；“当时是封建时代，日本全国各处皆同样，藩的制度偏于守旧。每个藩士的身份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士即为上士，下士便是下士。此种牢固的封建秩序仿佛封在箱子里一般，其间丝毫不得通融”[3]174。可见，幕府末期，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已非常严重。 被统治的农工商更无政治权利。他们被编成五人组，不能随意迁徙和选择职业，而且必须相互监督，若一人“有罪”而同组人隐匿不向上告发，则五人连坐受惩[4]140，其基本生存权也难以保障。幕府法律甚至规定“下贱之民若对武士无礼，对陪臣或直属臣子不敬，斩杀勿妨”[5]56。这种无视人的基本权利的法规，将人际间不平等的现象作为制度甚至惯例固定下来。 为巩固幕府统治，日本传统儒学极力宣扬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合理性。如御用学者林罗山便主张：“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③，要求人民恪守封建纲常伦理，按照贵贱等级各行其道，以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后期水户学代表会泽正志提出了尊皇思想和忠孝思想：“夫君臣之义，天地之大义也；父子之亲，天下之至恩也。义之大者与恩之至者，并立天地之间……此帝王所以经纬天地，纲纪亿兆之大资也。”“夫君臣也，父子也，天伦之最大者……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6]4 这种尊皇思想虽被幕末维新志士借用作为反幕府的旗帜，但其本意却是维护封建皇统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要人们顺从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放弃争取获得应有的权利。 与此同时，商品货币经济已在全社会悄然蔓延。农产品加工市场扩大，如广岛的三原町酿造的酒有70％—80％销往町外的濑户内诸岛，而不是本地消费[7]184。茶叶交易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制茶业已出现了较为规范的交易组织，其价格也有了等级规定。《大阪市史》就记载了1842年当地各种茶叶的批发价格[7]229。由于发行了统一货币，“幕府和诸藩的市场接近，流通过程关系加强，由于克服了市场的未成熟性，脱离了初期豪商对市场的垄断，全国市场逐渐形成”[7]227。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商品经济的“町人”应当以自由平等的身份进行公平竞争，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町人不仅在四民中身份最低，而且自身封建等级观念也十分严重。他们相互贬低，企图“制造”一个比自己更低的等级。据幕末史料描述，1861年3月4日，一群町人在火灾现场扔瓦，一个人故意用瓦将雇主的女儿砸死，其原因就是她叫喊这个人的兜裆布太脏了，此人认为自己被当作“秽多”（贱民）看待，身份被贬低，故愤而杀人[8]19卷之308。这种不平等和践踏人权的现象及思想观念严重阻碍了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明治维新后虽定下“四民平等”的原则，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等级现象。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中，等级差别、贵贱区分的思想仍根深蒂固。福泽于1871年亲自作了试验。他故意作出蛮横无理的士族模样，吓得农民战战兢兢，连自己的马都不敢骑。而当他用和蔼态度向他人询问时，被询问者便认为他是地位低贱的“大阪商人”而表现得趾高气扬甚至蛮横无理。这种惯性思维在当时日本社会十分普遍。福泽感叹道：“古来之习惯真可怕。此等百姓只因未受过教育，便不明事理，也不知有法律。庶民如此状况实在无法。”[9]23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