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祚昌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世界史和美国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先生于2006年3月11日凌晨在美国西雅图逝世。噩耗传来，作为刘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生，我十分悲痛。谨以此文追思和纪念刘先生。 一 刘祚昌先生（曾用名刘西仁）于1921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耕读世家。其父刘国廉曾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长期在辽阳和沈阳一带教书。刘先生受到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在读小学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进行奴化教育。这激起了刘先生的民族义愤，深感当“亡国奴”的耻辱。抗战爆发后，刘先生于1939年离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后因战事扩大，刘先生南下，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西南联大政治系就读，不久又转到历史系学习。在西南联大的自由、民主空气的熏陶下，刘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两年后，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史地系。在那里，他曾选修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门课，从中受益匪浅，为他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走上治学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同时，他对外国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这段学习，他痛感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愚昧”。他决心选择历史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要用历史进行启蒙工作，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别热衷于美国史的研究，希望利用仅有200年历史的美国的成功经验，来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他的学士论文题目就是《罗斯福的新政》。①从此，他将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美国史的研究上。 1946至1948年，刘先生先后任教于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先修班和长春大学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在长春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授世界近代史。这里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创建了各高校的世界史专业。1956年，刘先生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当时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却因耿直的性格被打成右派，从此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受到冲击，被批斗、下“牛棚”劳动改造……然而种种磨难并没使先生倒下。他忍辱负重，以顽强毅力进行研究工作，为以后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刘先生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在学术研究上焕发了青春，不断推出研究成果，各种荣誉和头衔也接踵而至。1978年，他担任硕士生导师，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批世界史研究生。1980年他被评为教授。198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8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当选为第6、7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以及山东省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他还多次应邀访问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进行研究和讲学活动。 退休后，刘先生还笔耕不辍，临去世前刚刚出版了130万字的巨著《杰斐逊全传》。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和美国史研究事业。 二 刘先生在世界史领域成绩斐然，其中对美国史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他一生对美国史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0年，他主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阶段：1970年至1978年，开始突破苏联史观的束缚，直接利用英文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第三阶段：1978年至2006年，完全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利用英文第一手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在批判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写出观点新颖的文章。据初步统计，他共撰写了有关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早在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这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的开山之作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美国内战史》。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水平最高的一部美国史的学术专著。刘先生在晚年将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上。他决心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美国历史上的伟人，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他参阅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和卡片。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②，并用5年时间写出了专著《杰斐逊传》，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和邓红风合译了《杰斐逊集》（上、下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他写成的130万字的巨著《杰斐逊全传》，200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 刘先生着力于研究杰斐逊思想。经过艰苦探索，他在学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他指出：杰斐逊独特的人生观在于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和人生目的。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保障固然是幸福的前提条件，物质上的享受固然是幸福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美好的家庭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次是读书，这是人生的乐趣。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产生了杰斐逊的人文主义思想。杰斐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自然权利学说，使之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以及革命的权利。杰斐逊对专制和暴政深恶痛绝。他认为防止暴政的最可靠的手段有三：一是发展教育以提高人民的辨别力并能更好地行使其民主权利；二是通过三权分立、互相牵制以保持权力的平衡，同时各级政府层层分权，从而有效地制约权力；三是通过人民监督和用革命暴力来反抗暴政和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