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2年，芬利发表他关于雅典民主的经典论文《雅典人民领袖》，强调雅典政治家特征上的一致性，认为从城邦形成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历代政治领袖前后并无本质区别。①1971年，康纳出版其名著《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型政治家》，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芬利相反，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政治的变革，政治领袖的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家从原来主要依靠朋友和亲属，转向主要依靠说服人民，形成康纳所说的“新式民主”和“新型政治家”，并且有意无意地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与新式民主的特征联系起来。在康纳看来，新式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演说家成为政治家。一些年轻人甚至在没有任何军功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具有演说能力就取得了重大政治影响。②芬利和康纳都是西方古典学界重量级的学者，其论点影响甚广。③中国学者的观点更接近康纳，更具有批判意味。不少学者承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雅典人民不再尊重法律，只听那些煽动家的蛊惑，导致政治混乱，朝令夕改。④“民主派的首领堕化为demurgogue（煽动家、蛊惑者）。他们讨好群众，愚弄群众，将公民大会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⑤如果说“‘人民领袖’还多少代表了雅典公民大多数人（山地派、海岸派）的利益，那么‘蛊惑家’就逐渐失去了任何社会基础，而是利用公民的多数，钻营自己的私利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公民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陪审法庭，由于经济的原因，只有老弱病残或者不务正业的人才去任职了”。⑥最近出版的一本专门讨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书在谈到公民大会的局限性时，也提到了煽动家问题，“在雅典民主的历史上，由于身为富人的领袖人物的煽动，经常出现公民大会通过错误决议的事”。“由于蛊惑人民的政客的煽动，公民大会走向极端。”接着作者援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段论述作为证据。⑦在他们笔下，煽动家的出现，既是城邦衰落的原因，也是城邦危机的表征。这些学者心目中的煽动家，显然就是克里昂、安提奥丰等民主派演说家，似乎正是这些演说家的蛊惑，才导致了雅典政治的败坏以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公元前5世纪末演说术在雅典的兴起，正好与民主政治趋向“极端”、政策上出现失误在时间上吻合，似乎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那么，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雅典是否有演说家？如果有，他们和那些“新型政治家”之间有区别吗？更重要的是，其他希腊城邦的政治家是演说家吗？如果是，城邦政治为什么会产生演说家？ 极端民主、公民政治技艺与演说家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演说家显然不仅仅是所谓极端民主的产物。从辞源学角度看，希腊语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同一个词。演说家一词首见于《伊利亚特》，写作ρητηρ，指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人，但其政治含义不特别明显。⑧后来成为公共演说家的ρητωρ以及与此有关的术语如演说术等，可能迟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才在雅典产生，指那些政治上活跃、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人，修昔底德、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可能是第一批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后来，因为雅典的政治家同时必然是演说家，该词具有了政治家的含义，甚至成为政治家的同义词。⑨最早把政治家和演说家联系起来的，可能是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人讨论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批评了雅典人对该岛的无知和演说家的煽动以及鼓吹该政策的人所隐藏的私人动机。当远征失败的消息被证实后，雅典人民“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象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⑩在评价伯里克利时，修昔底德更明确地谈到，伯里克利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贤明和廉洁，更在于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11)修昔底德笔下忙于内部斗争和个人阴谋的领袖，显然就是那些演说家。对修昔底德来说，伯里克利之前的政治家同样可能是演说家，而伯里克利之后的演说家之所以应受到谴责，不是因为他们是演说家，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平等的，只知道讨好人民，追求私利，也就是说，是道德品质有问题的演说家。易言之，修昔底德并不否认伯里克利本人和他之前的政治家是演说家。与修昔底德大体同时的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一个将军，“除了具备其他资格之外，必须还是一个会演说的人”。“我们所借以认识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语言学来的；我们所学得的其他一些有用的知识也都是通过语言学得的；最好的教师是最会运用语言的人；懂得最重要道理的人都是最会讲话的人。”(12)在柏拉图笔下，雅典所有政治家都是演说家，但他们并不是“善良的和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使正义在公民的灵魂中扎根，从灵魂中消除不义”，只会讨好人民。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城邦里有任何人可以被证明为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13) 把政治家和演说家等同起来的，还有希腊城邦的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演说划分为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三类。其中的议事演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意在劝说或劝阻”，“目的在于阐明议事提案的利或弊，劝说者力陈提议的益处，劝阻者则力陈提议的害处，所有其他问题如公正与不公正、高尚与丑恶，都不过是附带牵涉到而已。”就涉及的具体问题而言，包括“赋税的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的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4)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想把自己的设想变成国家的政策，首先必须说服民众。因此，政治家必然同时是演说家。德摩斯提尼一句民主政治是“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15)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演说家和政治家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