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焦点，绝非始于最近几年。然而，当历史翻开新世纪的一页之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无视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五次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又一次次地掀起那些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亚洲国家人民的伤痛和记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天理昭然，历史从来不承认诡辩，事实也不容许恣意篡改和抹杀。小泉这一逆潮流而动的行径，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冷至冰点；中国政府严厉批驳小泉的参拜行径，指出“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日方能够在双边关系的发展方面采取切实的步骤，履行其有关反省历史的承诺，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条件。”“日本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① 韩国媒体称，日本领导人对邻国的忽视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②影响到了韩日两国首脑会晤与合作。“日本必须选择有利于韩国和日本间友好关系和亚洲稳定的外交政策。”③ 在澳洲最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报》说，小泉的参拜破坏了亚太地区仅存的一点良好意愿。他从参拜靖国神社中获取的任何政治上的好处都早已消失了，而他的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则将继续增长。…… 然而，面对各方谴责，小泉一而再再而三地炮制出感情问题、内政问题、信仰问题、文化问题、心灵问题等多种借口，以此为挡箭牌为其“参拜”行为辩解，态度强硬。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国内，尽管有公明党等党派反对以首相为代表的内阁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认为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应自行约束；日本舆论界对小泉纯一郎的举动也提出了质疑；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诉讼之会”等民间团体、组织和个人表达了强烈抗议，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衰退、多年来日本有人对历史的恣意篡改和抹杀、近年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以及右翼政治势力的增强，相对于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应，2001年后小泉纯一郎的五次参拜，“在日本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④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连知道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的人也为数很少。如果不了解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就无法理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不理解参拜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也就谈不上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2005年，日本批判学者高桥哲哉教授在其《靖国问题》一书中，对于靖国神社和日本政府首脑的参拜行为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期待打破日本社会对于这一焦点问题的现实沉闷。 高桥哲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20世纪西欧哲学研究学者，也是“从军慰安妇”和旨在控告日本政府的民间“审判日本军性奴隶制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声援者，以及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右翼思潮的批判者。作为日本“新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有着社会关怀的批判学者，他通过2005年以来先后出版的《靖国问题》、《国家与牺牲》两本著作，对实际上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着国家宗教功能的靖国神社，它的由来、它演变的历史以及它与日本政治、军国主义、国民精神的深刻联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这一问题所象征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战死者祭祀表彰制度的逻辑关系也进行了更深的学理探索。2006年3月，高桥教授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靖国神社问题发表演讲，与中国学者交流意见和观点，从感情、历史、宗教、文化和国立设施等方面阐述对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思考，以一个日本本土学者的研究所得，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判断问题的视角与逻辑思路。 一、参拜行动：国家控制的“感情问题” 关于靖国神社所关联的感情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和日本之间关系的一个难解之结。小泉曾屡次搬出“日本国民感情”，作为参拜靖国神社的遮障，妄图掩盖靖国神社的政治功能和其宣彰军国主义的实质。这种辩解不仅遭到了国际舆论的驳斥，也在日本国内引来了嘘声。 高桥教授认为，小泉的振振说辞中“漏洞百出”。即便在日本国内，与“靖国派”意见相左的“反对派”呼声也从来没有间断。“靖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的要害与核心是‘遗属’的感情控制问题。” 高桥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感情问题的实质为，靖国神社是日本政府控制国民感情的工具。他把这种控制功能归纳为3个层次： 第一，对日本士兵的感情控制。用以强化士兵的作战意志，煽动士兵在战场上为国家拼死效忠。 第二，对战死者“遗属”的感情控制。通过对战死士兵的宗教仪式祭祀，来宣彰他们的做法，控制和利用其“遗属”及后人，将“遗属”的悲愤转换为因尽忠于国家和天皇而感到莫大荣光的“喜悦”和“自豪”。避免他们因痛失亲人而憎恨国家和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而成功掩盖了战争目的。出于这种仪式的“荣光”和“喜悦”，很多“遗属”也要求参拜仪式的存在。 第三，对日本一般国民的感情控制。通过有天皇和首相亲自参加的仪式，激发普通国民以这些供奉在神社里的“人神”为榜样为模范，为天皇效忠而不惜一切，从而延续了日本小学义务教育中所灌输的一贯思想。这一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直接战争经验的日本年轻一代尤为奏效，塑造了他们错误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