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哲学家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对历史哲学有所研究，并且留下许多业绩。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他们受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自然而然在理论上有所反映；二是处于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特殊时期，哲学家不可回避地要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解答战争合理与否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该学派右翼哲学家提出的“战争哲学”、“总力战的哲学”、“世界史的哲学”等理论，迎合了当局的需要，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田哲学作为京都学派哲学的母胎，同样也对该学派的历史理论产生重要影响。虽然西田本人没有冠名为“历史哲学”的论著，但是他却留下了几篇很有分量的有关历史哲学的论文：如《历史》、《作为辩证法一般者的世界》、《世界的自我同一与连续》、《种的生成发展问题》、《历史世界中的个物的立场》等。在西田的前期哲学思索中，历史并未成为其思索的主题，直到《无的自觉限定》(1932)的出版，西田才开始探索“历史”问题。因此可以说西田的历史哲学主要形成于其后期哲学思索中，其指向在于“从主体走向世界”，也就是要克服黑格尔的“主体”概念，进入“历史的世界自觉的时代”。 西田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不仅对其弟子们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也成为弟子们共同思考的课题。作为西田弟子，三木清留学德国归来后一度因解释马克思的人学而蜚声论坛，立场转变后潜心研究历史问题并出版了《历史哲学》(1932)一书，提出独创性的“作为存在、逻格斯、事实的历史”的概念，并以此建构了作为“历史的人学”的“历史哲学”。由于该历史哲学就是由“历史的基础经验”即“历史的事实”规定的一种“历史意识”，也就是“历史的人学”。历史意识在本源上是由事实所决定的。然而，对于存在来说，事实含有主体的意思。因此，历史哲学意识必须在它所表现出的主体的事实中探求。如此，“客体”即历史研究的客观对象反而成为被规定的东西。西方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普遍知识不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人性科学”或“人性学”。三木清的历史哲学既与之相通，又承袭了西田的历史理论。田边元以“绝对辩证法”为武器，从30年代起开始研究“社会存在论”，由之而至“国家论”，即把“国家”视为“地上的神物”，从而给他的国家主义历史哲学又披上一件神秘主义的外衣。这时田边元的立场已经右倾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举国体制军国主义化，他已经自觉地从理论上为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进行论证。而此时期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铃木成高等人则公然倡导“战争哲学”、“世界史的哲学”，他们的观点也被称为“世界史学派”。这里，着重对他们的历史理论进行评述。 一、高坂正显的《世界史观的类型》 高坂在《世界史观的类型》(1944)论文中，考察了前人关于世界史观的三种类型：历史的空间型、历史的时间型、历史的主体型。在此基础上，他对此三种类型进行了批判性的综合，提出独特的“象征型的世界史观”，即“世界历史是绝对无的象征的历史”①。 首先，他对历史的空间性问题进行了考察。在以往的历史学中只注意历史的时间性问题，而忽视其空间性问题。高坂认为在世界史的空间型思想背景中，潜在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原理即“大地的原理”。②高坂首先分析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中的思想，指出黑格尔主张土地具有特殊性，是成为民族精神独特化的基础。在辽阔草原而无水的高地上，生活着蒙古和阿拉伯各游牧民族，那里的土地未被开垦而成为争斗与掠夺的场所。其时无法律关系，还不能被纳入到世界史阶段。在平原地区，河流横溢，大地丰饶，是人类定居、耕作、生息的场所。人类在那里聚居，积蓄财产，制定法规，成立了国家。与平原不同，宽广无垠、神秘莫测的海洋则诱惑人们去冒险，海洋对人类悟性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三者构成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一般性地理条件。但是，黑格尔并非主张民族精神单纯由风土所决定。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性的根源更在于时间，而空间、土地只不过是其展开的舞台，是位居其次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空间、大地也是世界理性的产物。与黑格尔相比，真正阐述“大地的原理”的思想家是格雷斯(Johann Joseph von G
rres)。 格雷斯在《历史的发展》(Wachstum der Historie 1808)中认为，人的构造首先是大地在其胎内创造了暗与夜的本质，之后由神和超大地的诸存在创造了光与昼的本质。此两个本质的结合就是人。因此，人具有暗的情绪与本能的一面，又有明的悟性与意志的一面；人常常动摇、往返于二者之间。人产生于大地，而后不断成长，向精神生活的顶点攀登，最后死亡重归大地。人的生活最美好时期是此二原理调和之时。国家是人的高层次集合。与此二原理相应的是专制主义原理和共和主义原理。前者是国家的原始形态如东方诸国，这是世界历史的发端。到了希腊时代，共和主义与自由的原理取而代之，人类进入开化期。此外，在格雷斯的世界史观中，除了暗与光的原理外，还有神话的世界观，认为“理想的世界是宗教与哲学的合一”。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