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4—0095—09 近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50年进行总结成为热点，成绩斐然，但却鲜有学者论及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对此，前辈大家多有论述。1989年，杜荣坤先生指出：“近现代史研究，向来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动辄对一些论著进行批判，常常把学术上的分歧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因而，在史学界，为求政治保险和容易出版起见，一般愿意搞古代史，不愿意搞近现代史。认为近现代史时间较近，很多历史人物或其后裔都还健在，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尤其他们之中很多是地方和中央的领导人，有些问题很棘手，研究成果也不易发表。而对现代史研究，又涉及到党和政府的政策问题，弄不好要犯错误。因此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从五十年代起一些同志就不敢问津。我认为在今后民族史研究中，必须清除这种疑虑，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② 此后，史金波先生指出：“今后……还应加强少数民族近现代史的研究，因为许多今天存在的民族问题与中国各民族近、现代历史发展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③ 陈连开先生指出：“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与当前现实的联系更为直接，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克服目前比较薄弱的缺陷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④。”2000年，杜荣坤先生等再次强调：“民族史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薄弱环节之研究，并积极开拓新领域。今后应加强对少数民族近现代史、当代史之研究。”⑤ 2005年，方素梅研究员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史学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近代民族史研究发展十分缓慢，以至成为一个禁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变，……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⑥ 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究竟如何薄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90年代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怎样的发展时期？这些都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问题。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略作评论。限于学识水平及论文篇幅，评论难以面面俱到，甚至会出现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等不足，祈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 无庸讳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领域，并且由热门“逐渐转冷”，“表明研究热点已发生变化”⑦。近年来，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注重‘通’的思想内容时，从指导思想到内容和形式都有新意，代表了近20年来学者们对近代史探索的最新成果⑧。”该书对民族史的研究，也相对集中在“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两章，“传记”部分仅收录了杜文秀、慈禧太后、奕和光绪帝。此外，姜涛先生总结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3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列有“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专条。作者根据1954～1993年《历史研究》杂志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列表，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由1966年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⑨。”曾业英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依据多数学者专家的意见，选择理论和方法、晚清政治史等24个有代表性的专题”⑩。民族史由于研究成果的薄弱和不足，未能单独成为一个专题，其内容分散在其它专题中略有介绍。 当前，已有著名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50余年来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参考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感觉到近代史学界似乎仍无意加强民族史的研究。虞和平先生总结近20年的学科创新时，将民族史放在区域史研究领域，称作“边疆地域史”、“少数民族地域史”。这里使用“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等词汇，其限制性含义是较为明显的。在讨论1980年以来近代史内容结构的薄弱和空白领域时，也没有提到民族史。作者提出“3个领域需要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即城市史研究、人口史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11)。相反，中国古代史在讨论未来学科发展方向时，认为“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中外和周边关系史……，将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成为国家对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2)。”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讨论学科发展时，提出力求在已取得突出成绩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三个研究方向上均有若干重大课题取得突破；开辟研究新领域”(13)，也没有讨论到民族史研究。2002年4月29日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虽然与会专家主张“努力开辟和发掘新课题、新角度”，但几乎都没有涉及到加强民族史研究的讨论(14)。此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在编写年度《论著目录》时，可能受已发表成果探讨内容的限制，民族史研究未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专题。如2000年度列有“地方史、民族史”，“民族与地方”，2002年度则未列(15)。张海鹏先生所著年度学术综述，也因相同的原因，几乎没有民族史专题(16)。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系统，同时也反映出近代史学界对民族史研究的冷漠。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研究发生碰撞和重复，但这种担心的前提是民族史学科必需为近代史研究提供客观深入的研究成果，然而事实却难以令人满意。 近年来较为热门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龚书铎先生多次指出：“把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或者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近代化的模式代替革命的模式，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和西方理论的传入有关。事实上，研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近代化的研究，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17)。”虞和平先生则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涵义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及“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化不仅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直接成为这些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18)：”学术界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不容回避的是大家所关注的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问题，对于所谓“民族化”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则注意较少。这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们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等同于反帝反封建斗争，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因而不必再花精力。另一方面也正好反映出民族史研究的薄弱和不足在这一问题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实际是指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也就是近代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应该是民族史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民族史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停滞不前，缺少创新和新领域、新视角的拓展，因而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近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严重脱节，二者从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乎分裂为两个较少联系的问题，从而限制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此外，对于近代化等热点问题的研究，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原因，也呈现出“研究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和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较多，研究内陆地区、落后地区和偏僻地区的较少”(19) 等不足。也就是说，对民族地区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问题研究明显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