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郑师渠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0世纪初年，尤其是欧战前后，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发生急剧而深刻变动的重要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洪波涌起，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开始有许多论者不赞成长期以来学界对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诸人的简单贬斥与否定，主张重新审视他们的历史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渐渐多起来，它反映人们对历史的再认识。199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恰好代表了其时学界此种历史再认识的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篇是龚育之先生的《科学·文化·“杜亚泉现象”》。他在文中说：“我完全赞成对杜亚泉这位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人物作出如实的、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不应该让他只是作为反面形象留在后人的心目中和史书上。”“但是我以为更值得研究的是‘杜亚泉现象’：为什么一个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驱者竟会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6页) 另一篇是王元化先生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他在文中说：“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遗产之一。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不斤斤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同样存在？”(1999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前者提出所谓“杜亚泉现象”问题，虽同意如实、全面、公正的评价，实际上还是持否定的态度；后者提出“五四文化精神”，强调传统所谓的新旧派在实际上的一致性。二者的观点虽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皆不脱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流派的取向为判分标准之窠臼。在此种视野下，即使论者力证杜亚泉诸人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仍不足以重建历史。这两篇文章很能反映当时学界小心翼翼、乍暖还寒的景象。在这之后，随着西方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概念被引进，人们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并得以藉此重新体认此期的思潮分野，最终肯定了杜亚泉诸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非传统的守旧者，与陈独秀、胡适诸人乃处于现代社会的同一思想层面上。缘是，人们对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认识，显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这方面，研究仍有待深化。 实则，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还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引入新的视角：将之置于欧战前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重新加以考察。 欧战前后的东西方，虽存在着时代的落差。但是彼此都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战后的欧洲，创深痛钜，悲观的论调四起，许多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风行，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与此相应，出现了“理性危机”：“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胡万里、王世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54、455页) 自启蒙运动以来，欧人相信理性万能，它将引导欧洲社会最终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但是，现实却是：理性展现了两面性，它在昌明科学，发展经济的同时，却造成了传统的解体，社会贫富愈加对立，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乃至酝就了大战的惨剧。人异化成了理性的奴隶，精神家园荒芜，人们的生活也因之失去了价值与意义。也惟其如此，自19世纪末以来日渐衰微的理性主义，战后进一步衰堕了。 欧人反省社会文化危机，存有着马克思主义与以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端在经由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反省现代性者则服膺非理性主义。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核心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反省现代性者将问题归结为近代欧洲文化趋重物质文明与机械的人生观，浸成了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之，他们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更强调人类的思想、情感、意志与终极关怀。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年，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其风行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潮的重要表征。 曼海姆说：“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现代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 (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同样反映了对欧洲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反省与批判，因而具有自己的合理性，却是必须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