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军事战略辩证法论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正国,朱耀斌,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姜正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院长、教授、博士/朱耀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曾国藩以理学之士典戎,临阵指挥虽非其所长,但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战略思想,蕴涵其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于近世军事影响颇为深远。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主张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从不打无准备之战;在战略态势上,重主客奇正,以我为主,稳中求变。在战略方向上,主张以上制下,从大处着眼,舍小图大。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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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E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007)05—0058—03

      曾国藩思想的核心是理学,其内容主要是心性之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尽管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典戎,居京期间也素未涉及军事,多与倭仁、唐鉴等理学之士言心性之学,但曾国藩在处处奉理学为圭臬之余,却能把经世理学运用于其军事实践当中。纵然有“自咸丰四年躬亲天石,屡次败挫,厥居十载久未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1](卷8,P4565) 等自谦之语,却无损曾国藩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地位之实。可以肯定曾国藩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其军事战略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自剪羽翼之余,他没有以高明自居,而把战事的顺利归结为各种因素:“兵事之成否,亦皆时会之适然,即如鄙人及胡、李、左诸公后来侥幸成功,实非初意所实料。”[2](P279—280) 总体上说,曾国藩主张兵无成法,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后人因曾国藩曾自语“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3] 而在对其军事战略评价上语多贬损。其实,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其建军、治军思想相得益彰,在近代军事史上交映成辉。

      一战略指导思想

      曾国藩理学观的核心就是求实的治学方法,应用在军事上就是从实际出发。曾国藩师承顾亭林和王船山,是典型的理学经世派,他认为:“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1](诗文) 他在《君子慎独论》中也极力强调“格致”、“即事穷理”的重要性,实质上就是必须结合实际,否则事理就会失去依据。考察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作战历史,从未发现过一例冒险或机会主义战例。究其根源,与湘军一贯以来注重从实际出发、谨慎作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有关,也与曾国藩谨慎从事的个人处事行为模式有关。曾国藩以一个汉族官僚的身份要在满族占据主流的朝廷谋得一席之地,养成了在满族和当朝权贵面前不得不仰人鼻息以求自保的行为模式;站在湘军的角度而言,湘军毕竟不是皇朝的经制兵,湘军没有反复折耗的资本和后续补给的军事保障,谋取生存的政治空间自然是曾国藩在行军打仗间力求稳胜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在起兵之初,他断然拒绝了朝廷要求迅速援军湖北、安徽的旨令,反复陈明因湘军战船未备、兵勇不齐、饷事未妥而不足以应战。

      事实上,湘军出师时仅仅一万七千余人,鼎盛时期也仅仅十二万余人,面对号称百万的太平军只能采取“攻势防御”的战术,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曾国藩在对付太平军上历来喜欢“以围为攻,以逸待劳”等战术,甚至一连几个月都可以不开战,而在攻打的城市四周大挖壕沟。这样既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又在局部上集中了优势兵力以确保战事的胜利。纵观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过程,曾国藩总是处处慎重,步步为营。不求速战,亦反对浪战。他认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良为至论。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11](卷19,P470)

      曾国藩说过:“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1](卷11,P6501) 尽管曾国藩很注重古代兵法战例,但从不照搬,总是先勘察地形,相时相地相人而制宜。所以湘军作战很看重地势,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很少置自己于危险之地。所以,湘军中上至军事统帅下至营哨都盛行先审地势后定进攻方略之风。不仅湘军统帅要亲临前线察看地势,而且如塔齐布、罗泽南、王鑫等都以察看地势著称。湘军作战史上,除了三河镇之役系李续宾等将帅负有轻敌之责任而中了陈玉成的伏击外,其余很少发生类似被动作战而全军覆灭的情形。

      二战略态势

      湘军在战略部署包括行军、扎营和作战上都力求争取主动。战争的双方是矛盾主客两个方面力量的较量,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湘军在初期都取守势,以主待客。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多取守势,曾国藩即采取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求反客为主。他曾经说过:“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善作客。”[1](卷15,P581) 在奇正方面,曾国藩首先看重的还是“稳”,其次才是“奇”,即灵活作战。他曾赠曾国荃一联明确了湘军作战的总原则:“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1](卷19,P365) 他强调在稳健的基础上力求变化不测:“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1](卷13,P135) 要“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1](卷14,P385) 这些战略原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一)以围为攻,围城打援

      这是贯穿湘军作战始终的一个成功战术范例。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多以攻势防御为特点,按道理处于“客”的一方。这一战术就是反客为主的成功战术原则。湘军在攻打武昌时挖前壕以围困城内太平军,挖后壕以防援军。时人笑其挖后壕之举实乃愚拙,俟石达开率兵来援武昌,湘军后壕又变成前壕,成功地抵御住了石达开的进攻,一时人又叹其机巧。湘军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命曾国荃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挖了两道长壕,并告之左右:“三四月内,吾辈力办者三事:一曰通东流接济;二曰办米;三曰丈量各处壕沟。此外,皆置不问可也。”[4] 后来在进攻天京的时候,湘军又在太平军援军到来之前在雨花台赶挖了内外壕,成功地达到了困敌和阻敌的目的。这种战术在困敌时能减少自身的伤亡而迫使城内之敌因弹粮不济而心生惶恐,不战自乱;在阻敌时能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主待客。后来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认为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是一股“流贼”,宜以防剿为主,于是针对其流动作战的特点,制订了“四镇六游十三区”的重点设防方案,在捻军必经之地驻扎重兵,辅之以机动的游击之师。后来他又制订了“河防战法”,利用河流作为天然壕堑以堵截捻军。尽管曾国藩剿捻无功而返,但李鸿章正是运用曾国藩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镇压了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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