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5—0043—09 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迄今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于19世纪后期传教士与西学输入之关系。这是因为自20世纪初开始，由于西学输入的渠道逐渐拓展，传教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传教士群体进行的西学输入活动在新的世纪也明显减弱，以往那种独领风骚的局面难以再现。但在20世纪之初，传教士输入西学的工作仍在延续，虽然像19世纪后期那样名家辈出、名作纷呈的境况已难以再现，但仍有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谢卫楼是一位很值得注意的人物。本文将以谢卫楼在清末10年间的相关活动为主，讨论他对中西文化问题之认识，以及他在近代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之影响。 一 谢卫楼，字子荣，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他于1841年生于纽约州的怀俄明县，在青年时代曾参加美国内战，战后返乡任教。1866年谢卫楼进入神学院，学习3年。在神学院期间，他开始向往海外传教活动，在毕业前入了美国公理会的海外传教差会美部会，并被分派到该会华北传道团。他于1869年5月从神学院毕业，受按立为牧师，不久即携新婚夫人赴华[1](P84)。 谢卫楼在1869年11月底抵达直隶通州，成为美部会华北传道团通州传教站的一员。从此时起，他在中国度过将近44年时光，直到1913年7月1日去世。其问除到上海、南京、东北等地参加会议或从事传教活动以及大约5次返回美国短期休假外，他一直在通州履行一个传教士的使命。在此时期，谢卫楼是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1890年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第2次全国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新约圣经》汉语文理本修订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1907年新教来华传教百年大会时提交了《新约》的新译本。他还被任命为《旧约圣经》修订委员会主席，由于健康原因，他在1912年完成自己份内的修订工作后才退出这个委员会[2](P565)。1899年，谢卫楼成为中国“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主席之一。在晚年，他竭力促进华北地区新教各教派之问的合作，成为基督教合一运动的支持者。 谢卫楼除从事教务外，还花费很大精力学习中文。据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说，经数年努力，谢卫楼在中文学习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被认为是华北地区最有前途的5个人之一”[2](P565)。在漫长的传教士生涯中，娴熟的汉语水平使他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布道者”。1913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人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席穆德（John R.Mott）来华时，在北京和南京为他做翻译的就是谢卫楼[2](P567)。明恩溥后来在悼念文章中说，谢卫楼曾发明了一种“实用的中文打字机，并在纽约铸造了一台”，但后因费用昂贵，未能普及[2](P568)。由此可以看出，谢卫楼在中文方面是有相当造诣的，这为他后来的中文著述奠定了必要的语文基础。 虽然谢卫楼始终强调传教工作的首要地位，但他为后人所知，却主要是因为他的教育活动。他到通州后不久，就接手该传教站所办的潞河男学蒙馆。他投入很大精力管理这所学校，使其稳步发展。他在1886年设立潞河中斋（学）。1893年，学校又升格为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义和团运动期间，通州位处风暴中心地带，所受冲击较大，潞河书院损毁严重。1901年后，在谢卫楼等传教士的努力下，该书院重新恢复生机，并得到继续发展。在此过程中，谢卫楼一直担任监督之职。在经过数年的筹备后，1904年，华北公理会与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及英国伦敦会合作，成立“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原来的潞河书院成为该校文理学院的基础，谢卫楼则成为这所新成立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①。华北协和大学后来与汇文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后者在成立后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中最具学术声望的著名学府，而谢卫楼则是其先驱者之一。 谢卫楼在通州作为一个教师工作了40余年。他在1909年辞去华北协和大学校长之职，但担任教学工作直至1913年他去世之前。明恩溥评论说，“他最长久和最杰出的工作，就是做一个教师”[2](P567)。他在晚清基督教教育界影响甚大。1889年，他是一个叫做基督教“实业教育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之一。他还长期担任基督教“中国教育会”下属“出版委员会”、“地理与传记名词审定委员会”、“课程计划与敦促中国政府设立公立学校委员会”委员。 长期的教学使谢卫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编写了不少讲义，其中有些后来整理出版。如他在通州神学校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汉语神学著作《神道要论》。1889年他又出版了《教会史记》一书，后来增订为《圣教史记》[2](P565)。他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几部中文著作，也是他在通州华北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教学过程中编定的，有关情况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二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的关系，可以19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谢卫楼来华之时，正值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但在1900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似乎并未为当时传教士群起输入西学之潮流所影响。从1869年他初到中国后的30余年间，发表的关于西学的中文作品，除上面提到的神学和教会史著作外，就笔者所见，只有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刊印的《万国通鉴》一书，和1896年他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泰西之学有益于中华论》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