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0—4769（2007）04—0151—08 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经费不足是个大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张之洞分别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康有为所针对的“庙产”对象是村落淫祠，而张之洞所提则包括地方公产和佛道寺观。康有为的主张通过戊戌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谕而颁布天下，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因受到皇上和皇太后的赞许广为刊布，实际成为各地“庙产兴学”过程中的思想资源。但不少人，包括后来的研究者，有意无意间常将这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混为一谈，且往往把张之洞的账算在康有为的头上。 另一方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为增强。一般多注意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扩张，其实日本在文化宗教方面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中净土宗的东本愿寺更在中国开展了相当积极的传教活动。东本愿寺初来中国时只有一种不显山水的平淡，但它20世纪初年在华势力的扩张却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庙产兴学运动引起江、浙三十多所寺庙的僧人因疑惧而投向日本东本愿寺恳求保护，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清政府颁布保护寺庙之产的上谕。围绕这道上谕各方有着不同的解读，对当时和后来各地的庙产兴学运动影响甚大。 关于庙产兴学，特别是其对于佛教寺院的影响，日本学界关注较早。① 中国学术界近年也较关注这一问题，黄运喜的《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1898—1937）》有专门一章讨论“清末庙产兴学运动”。[1] 此外，释东初、刘成有、耿敬、邓子美、贺金林等，均自这一视角切入。[2] 也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庙产兴学”对于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影响。② 其他一些研究则从更广泛的领域对这一问题的影响加以探讨，特别注意到清季官绅推行“庙产兴学”运动与“毁学民变风潮”的关联。③ 本文在既存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两点，一是康有为和张之洞提出的庙产兴学主张侧重的不同，二是日本僧人插手中国宗教事务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和警惕，后者对清政府颁布保护庙产的上谕有直接的影响。 一、清末庙产兴学的提出 也许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中国儒生与寺庙的关系向来不十分融洽。在近世潮流的冲击下，人们开始考虑如何将宗教财产纳入现世社会之中，以推进近代的公益事业。19世纪90年代初，陈炽在《庸书》中提出： “各省丛林、道院，藏污纳垢，坐拥厚资，徒为济恶之具。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愿入学者亦听之。一转移间，而正学兴，异端绌，宏治化，毓贤才。”[3] 实际已提出利用教产兴学。不过，陈炽主要针对的是不法僧人。而真正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那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④ 康有为在奏折中说： 我各直省及府州县，成有书院。……而中学小学直省无之。莫如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并鼓励绅民创学堂。……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4] 康有为废淫祠的主张与正统儒家士大夫在思想上有承继关系，⑤ 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康有为主张废淫祠是为了推行孔教运动，把淫祠改为孔庙和学堂。[5] 康有为上奏于五月十五日，几天后的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兴学的上谕，两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谕要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并明确指出：“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⑥ 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基本以康有为的奏折为蓝本，但将“淫祠”改为“不在祀典”的“民间祠庙”，前者还带有较强的儒家思想观念，后者的表述更有分寸，实际要将乡村社会的共有资产“庙会公产”用于兴学。这也涉及到国家与地方、中国传统乡间社会组织公私之间的财产与权力关系的变动问题。在以“祭祀”为核心的礼仪活动中，朝廷强调的是礼制，而民间通行的是“约定俗成”的各种风俗，掺杂着佛、道及神、鬼信仰。乡村社会共有的习惯，村落的神祠、会馆、宗族、合会等社会组织涉及到整个村落社会的构造。“不在祀典”之祠庙除了“淫祠”还包含神祠、会馆、宗祠等民间共同体的财产。 钱穆曾以“通财性”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特性，即虽“不废私财”，却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民间如社仓、义庄、会馆等，“皆有通财之谊，而亦皆非政府法令之所规定，全由社会自动成立”；政府在“轻徭薄赋”的原则下止于赋税徭役的征用，而通财均富， “则社会自身之责。而由士教导之”。[6] 这虽然更多是一种理想型的描述，但国家除赋税徭役外基本不干预民间“公产”，则的确是长期遵行的政策。征发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共有资产，不论目的为何，多少意味着对国家与地方、民间社会公与私之间关系的重新解释和定位。 与戊戌期间其它诏令一样，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并未引起各省督抚的积极响应，七月三日朝廷再次向各省传达上谕要求各省表态，限期奏报办理学堂的成绩。[7] 七月下旬，各省督抚奏报陆续入朝，多为敷衍应付的内容；倒是四川学政吴庆抵按上谕拟定了《通饬各府厅州县变通书院章程札》，正面响应了五月二十二日上谕。[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