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

——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作 者:
胡成 

作者简介:
胡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且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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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各自成功分离了鼠疫杆菌,在近代细菌学、检疫学新发现的支持下,外人舆论认定危险来自华人的不良习惯和生活环境。当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刊发的一篇文章声称:鼠疫可以被名之为“野蛮人的疾病”,因为它只在半开化的人群中爆发。① 1905年也是鼠疫继续肆虐香港的年份,当地一份英文报纸写道:“只要有华人在香港,就还会爆发鼠疫。”② 在外人市政当局看来,香港、上海等地与外人毗邻而居的华人社会,人口密集、居住拥挤、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乌烟瘴气的妓院、赌场和鸦片烟馆,以及由于生活贫困,华人苦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汗臭,均为疾病蔓延的温床。

      当疫病爆发之后,将某种特定传染病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对之进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其中隐含的种族偏见,自不待言。作为具体检疫法令的实施,1894年香港腺鼠疫病例发现后,殖民政府归咎于华人不良卫生习惯,针对华人采取了诸多违反人道的隔离检疫措施,结果不但引发了华人社会骚动,且至少使10万华人逃离了香港。③ 而在1910年10月底,上海公共租界也发现了腺鼠疫病例,工部局随即宣布在染疫街区实行逐屋检验、消毒染疫房屋、隔离病患及与之密切接触者等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其时,腺鼠疫虽已被认定是通过鼠蚤传染到人,与卫生环境不一定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在租界卫生官员的眼里,西式建筑宽敞,多用石头、水泥构建,有较高的台阶;华人房屋低矮、阴暗、潮湿,多用木质材料构建,且四周堆集着秽物垃圾,较容易滋生老鼠——种族范畴仍是外人设定检疫对象的主要考量。④

      与租界外人种族偏见相关的,是华人社会的抗争和华洋间的政治角逐。至1910年代前后,租界外人仅有1.3万多(其中英国人4465人),租界华人则超过41万;而且,不同于租界早期华人多为避难寓公、买办、通商、长随,这时不乏投资金融、保险、面粉、缫丝、棉纺业的巨商,以及报人、律师、医生等,在租界的实际影响力不断扩大。⑤ 虽则20世纪初的上海租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国海外殖民地,但在不平等条约的充分保护之下,作为市政管理机构的工部局由外人居留民自行选出,华人居民被严格排除在租界行政事务之外,在政治权益上与沦为殖民地的印度、香港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就租界华洋相争的历史来看,随着经济实力增长和社会地位提升,华人社会早就提出参政、议政的要求。1873年,《申报》就刊文称:租界之内,华人林立丛居,与西人相较,其数几将百倍。“工部局诸值董,除举立西人而外,若能再添公正殷实之华绅数人,与西人一并聚叙,则上海租界平日之各事务,中外值董会议而后行,彼此必更大有裨益矣。而且捐银供给工部局各费,既系华人与西人一例遵行,则会议一事,亦当令中外一例,公事互相商办,亦所甚宜者耳。”⑥

      那么,在1910年针对华人的检疫中,一直谋求参政、议政的华人如何参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外人如何回应,权力/权利在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之间进行了怎样的角逐和互动,这些便是本文的基本问题。

      以往仅有个别研究简要涉及此次检疫,或只限于对租界统治秩序做出评论,关于检疫、种族和政治的议题尚未充分研究。⑦ 至于租界或通商口岸的研究,尽管这些年来很是不少,但欧美、日本和198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研究,较多关注现代化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影响和示范,很少有人关注政治层面上外人市政当局与华人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毋论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审视和批判。⑧ 比较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曾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主题。不过,在当时“革命史观”的研究框架下,爱国主义的英雄反抗,或流血的暴力革命是最基本的价值预设,介于侵略/反抗间的灰色生存有意或无意地被遗忘或被遮蔽,殖民地的香港、澳门、台湾,半殖民地的租界、铁路附属地,以及1930年代以后的东北和抗战沦陷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反抗史,至今几乎仍是空白。⑨

      本文借鉴和参照的理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非洲、印度、拉美殖民地次属群体的研究。这些学者强调,如果以一种“反抗”排斥另外一些反抗,历史也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从而抹煞了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些学者矢志展现殖民统治下次属群体的历史主体性(agency)及多种反抗形式,其中包括在与殖民统治者日常合作中体现出来的日常反抗。⑩ 由此反观上海租界的华人,如果就爱国主义的英雄反抗来看,他们对外人市政当局表面上毕恭毕敬,慎言慎行,肯定不是那个时代热血沸腾的反抗英雄,但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进行观察,大量微不足道的细小事件同样可能对外人统治秩序构成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本文的研究将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展开。

      一、种族矛盾骤然激化与华人社会的抗争

      上海外人对鼠疫检疫的重视,始自1894年5月香港爆发的腺鼠疫。至6月7日降下倾盆大雨之前,香港每天染疫死亡人数超过100人,噩耗通过沪港两地新闻电讯快速传递,让有着欧洲黑死病记忆的上海外人忧心忡忡。6月5日,上海外人商会致信工部局称,如果华界出现疫情,将会迅速蔓延到租界。他们要求当局彻底检查来自香港和广东所有华人旅客的行李。(11) 遵循上海领事团的指令,负责检疫的海关对所有来自疫情口岸旅客的检查持续到9月中旬。工部局除下令清扫租界卫生之外,还在浦东和杨树浦建立了临时性医院和熏蒸消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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