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4—0115—06 说起上海与太平天国，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上海1843年开埠，太平天国尚在酝酿之中。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上海开埠不过10年。在这一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1860年，李秀成三次进攻上海，无功而返。太平天国一度占领了上海周边地区，却始终没有占领上海。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特别是定都南京、东征苏常、进攻上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有内外多种原因，就战略而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上海问题上的失误，导致中外武装势力以上海为依托并溯江而上，与湘军遥相呼应，对天京形成上下夹击之势，太平天国因此败亡。 一、太平天国兴起加速了上海的繁荣和近代化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震动上海。江苏地方官吏一再向英、美、法驻上海领事求援。实际上，列强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认为对太平天国如不加干涉，大清王朝有可能被推翻；而大清王朝一旦被推翻，《南京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将化为泡影。列强为防卫上海，曾经计划占领上海上游城市镇江。列强之所以选择镇江，是因为镇江对岸之扬州是运河与长江交界之地。占领镇江，既可防止太平军沿长江东向上海，也可防止太平军北上京畿。 英国公使文翰当时调集在中国的英国军舰云集上海，准备以武力对付太平天国。其时，清政府建江南大营于孝陵卫，防止太平军进攻东南；建江北大营于扬州，防止太平军北上。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太平天国中外之敌的战略意图竟如此惊人的一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五口通商城市在列强的干预下开始走向近代化，今天的珠江经济圈和上海经济圈即兴起于斯。中国沿海城市走向近代化，以上海最为直观和典型。上海走向近代化道路之初，太平天国爆发并定都于上海之侧，太平天国与上海近代化有没有关系呢？ 1843年，英国率先在上海设立英租界，面积830亩。1848年，英国将租界扩充至2820亩。同年，美国设立美租界。法国于次年设立法租界，面积986亩。其时，英美法租界总面积不到4000亩。 1853年初，太平军挥师直逼东南重镇南京。9月，上海小刀会举事，引起地方官吏惊慌。列强见上海地方官吏自顾不暇，于是趁火打劫，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扩大租界。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列强再次扩大租界。法国以镇压小刀会起义有功，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扩充租界138亩，连同原有面积986亩，合计1124亩。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将美租界扩充至865亩，其后英美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并再度扩充，总面积达34333亩。法国不甘居后，将租界由1124亩猛增至13001亩，扩充11倍。 经过数度扩充，租界总面积达到47334亩，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2倍。英美法租界总面积方圆约10公里，所以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 英美法租界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迅速扩充了面积并开始初步繁荣起来。上海租界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上海租界人口的猛烈增长。小刀会起义前，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仅500人；小刀会起义后，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猛增至20000余人，增长了40倍。李秀成进攻上海，当时上海租界内的侨民约1500人左右，而陆续逃亡至租界内的中国难民最高竟达50万之众。与小刀会起义前相比，上海租界人口增长了1000倍。富有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贫苦的华人则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上海租界人口的猛烈增长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太平天国攻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大规模逃亡。当时东南之大，却烽火遍及，已经容不下老百姓一张平静的饭桌。这种大规模的逃亡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是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区，导致这一地区的官员、富绅和百姓向苏南和浙江地区大规模逃亡。 第二次是1860年初，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最富庶的苏南和浙江，引起该地区官员、富绅和百姓由苏南和浙江地区逃亡上海。例如两江总督何桂清率先由常州逃亡苏州，在苏州遭拒后，再逃亡上海，“继何之后，所有本省仍然活着的官员，似将陆续来到上海”[1]86，“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2]546。 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时，曾颁布安民告示，证实了当时的逃亡潮流。李秀成《布告》称：“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迁徙苏都，又由苏都移居上海。”[1]5 第三次是李秀成进攻上海，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北华捷报》报导：“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从苏州河北边涌入租界”[1]213，“希望跑到外国租界得到保护”[1]193。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扬州等地后，老百姓逃亡的轨迹竟如此地一致：首先向苏南、浙江逃亡，具体路线由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再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避离兵锋，是老百姓逃亡的选择。上海因为有洋人而令人感到安全，上海的租界更因为是国中之“国”，更加令人感到安全。上海租界在极短的时间内人口急剧膨胀，原因即在此。 在逃亡的难民中，有不少浙江、苏南一带的官僚、富绅和地主，如钱鼎铭、杨坊等。难民逃亡的结果，浙江和苏南地区大量的游资由浙江、苏南而至上海，再由上海而至租界，最后在租界沉淀并积聚，上海弹丸之地成为“通省子女玉帛重器之所聚”[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