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丘逢甲勤王运动中蛰伏未动的原因，须从以下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来作分析：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是由于此次两广勤王活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以及具体组织实施勤王计划的澳门保皇总会迟迟未能制订出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武装起义计划所致。其次，是由于两广勤王的各项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而国内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清廷加强在各地尤其是两广的戒备,勤王力量受到震慑，澳门保皇总会的活动也受到清廷的严密监视。从主观方面来看，一为庚子前后丘逢甲与康梁等保皇会人士虽在思想上多有相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强烈不满和较浓厚的汉民族意识，丘逢甲这时业已萌生排满的思想。使得他同康梁不能完全合拍、为其所用。相对而言，他此时更倾向于选择在康梁保皇会的勤王与孙中山兴中会的革命之间进行观望；二是丘逢甲参与庚子两广武装“勤王”密谋最初源于康有为的盛情邀约，但经过与康有为及其属下人士的直接接触、议事，尤其是南洋之行，丘逢甲似对康有为和保皇会的宗旨、思想作风、办事能力等颇多疑虑与失望，双方关系有所疏远。在此情况下，虽有康有为催出之令，丘逢甲我行我素、持重不发也是情理中事。 摘自《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