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教授的新著《晚清思想史》（以下简称郑著），2005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认真研读了这部洋洋洒洒52万多字的著作，发现郑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主要遗产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观点，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概而言之，郑著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晚清思想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界定。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过去还没有以晚清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反映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学术著作大都冠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或“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等名称。由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缺乏必要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经济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分支学科和专门思想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或学术史的内容，学科界线混淆不清。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以及西方用社会史方法研究思想史观念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生兴趣，对思想史本身开始有所讨论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是一定时期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有人主张思想史应当研究一定时期的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还有人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应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郑著与上述看法不同，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的“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围绕这两大任务，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有时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点和主张，这些思想、观点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① 这样一来，作者就对作为中国近代重要阶段的晚清时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这一界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使中国近代思想史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和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了开来。这种区别是否合理，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它无疑有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是对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社会思潮与思想家个人的思想活动的关系提出了明确的思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晚清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潮迭宕，风起云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依次叙述各时期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很少注意到社会思潮的演进；此后学术界相率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的专著，突出了共性，体现了广度，但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与活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诚如龚书铎先生在郑著的“序言”中所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中，以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依序论述有其局限，不易见一代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如见木不见林；以思潮递嬗分类论述，可弥补其不足，但也有其缺失，不易见思想家的个性特点，如见林不见木，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郑著将思潮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思想家的思想见证思潮的演化，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剖析，不失为一种尝试。（第1—2页） 例如，郑著在叙述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复兴时，除了论述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外，还对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将他与龚、魏加以比较，认为龚自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尖锐而辛辣，其愤激之词、怒骂之语，在文中俯拾皆是，这是魏源和包世臣远不能相比的。魏源和包世臣虽然也揭露和批判过清王朝的政治黑暗和吏治腐败，但不仅言辞要缓和得多，而且内容也不如龚自珍那样广泛。然而论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又在魏源和包世臣之下。他虽然提出过“更法”、“改图”、“变功令”的主张，但不像魏源和包世臣那样对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并就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问题提出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主张。魏源和包世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专家。就魏源和包世臣比较，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想难分伯仲，但由于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岁，出道较早，因而有首倡漕运、盐法改革之功。论学术贡献，魏源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开一代新风，其地位在龚自珍和包世臣之上。（第27—28页）尤其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开了晚清中国先进分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河。 再如，谈到洋务思潮时，作者既论述了洋务思潮的形成、演变及其主要内容，又对在洋务思潮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冯桂芬及其代表著作《校邠庐抗议》作了深入剖析。关于冯桂芬思想的属性问题，学术界迄今为止评价各异，或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或者说他是洋务派思想家，或者说他是早期维新思想家，或者说他既是洋务派思想家又是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有人说他是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作者则提出，冯桂芬是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同时又是早期维新思想和同光年间兴起的洋务思潮的开启者和影响者，是最后一位有影响的经世思想家，又是第一位有影响的洋务思想家。《校邠庐抗议》一书是连接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的桥梁。（第109页）如此评价，颇具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