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7）02-0022-012 新发现的这一批书札以梁启超（1873—1929）与台湾士绅林献堂（1880—1956）往来书札为主，并且收录相关的梁、林二人的知交亲朋的书札，凡四十余封。上起1907年，下迄1914年，先后达八年。信函作者除梁、林外，尚有台湾士绅林幼春（1880—1939）、洪弃生（1867—1929）、林痴仙（1875—1915）、汤觉顿（1878—1916）、梁思顺（1893—1966）、林荣初（1877—1944），凡八位。信札原无排序，信函亦多仅署日期。笔者通读全函，设法排比整合，编辑成书，史料难得，清晰地反映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尤其对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对梁氏的政治活动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据《林献堂先生年谱》可知梁、林二氏缔交始末，先由献堂族侄林幼春对任公道德文章备极倾倒，居恒称道其人，以未获识君为恨，引起献堂留意。二氏在丁未年（1907）订交，如果观察台湾对晚清知识分子或对梁任公的认知途径，大抵可从甲午战败后，清廷允诺割让台澎，举国哗然开始。康、梁联合十八省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公车上书”①，慨陈时局，力言台湾不可割让。这是梁启超与台湾建立关系之始。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变法图强，发刊三年中，该报与台湾一些人士有关联，如郑鹏云、丘逢甲及署名台湾旅客的诗文不少，在“外国近事”栏中，亦报导台湾消息。从中日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梁启超已是台湾知识菁英亟欲认识的风云人物。章炳麟（1869—1936）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二月四日避祸抵台北，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时，发表了一些同情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文章，也都在台湾流通，不仅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也可了解康、梁在台湾被认识的经过。 从林痴仙在1906年3月30日的日记中的购书清单，可以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新知的渴求欲望，足以证明他们对晚清（文学）思潮并不陌生。书单中包括“晚清时事、报纸、小说：《廿年目睹之怪现状》、《血史》、《戊戌政变记》、第三年《新民丛报》……世界史地：《汉译西洋通史》、《世界近世史》、《汉文日俄战记》、《中西伟人传》、《新大陆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科学读物：《汉译酒井物理学教科书》、《日清对译算数教科书》、《汉文论理学讲义》；其他：《东语读本》一册及汉文地球仪一个。”② 购买汉文地球仪，正是呈现其世界地理观，《戊戌政变记》、第三年《新民丛报》表示对康、梁的仰慕。 梁氏与近代台湾悲怆历史的几度邂逅，确实让人感怀不已，他一生和台湾历史的交会，可概括为关键性的三次：第一次如前述，康、梁坚拒和议，反对割台，声动中外。第二次是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六月，林献堂与之邂逅于日本奈良旅次，二人入室笔谈攸关台人的前途、命运以及抗日运动的路线、策略和手段等议题，梁氏曾写道：“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夕之遇，诚非偶然。”第三次则是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春，梁氏应雾峰林家等台湾遗老之邀来台，虽仅短短十余日，却遗下近百首诗词，与遗老和新一代台籍知识青年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情感交流及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当梁氏将来台时，此消息早由林献堂函告《台湾日日新报》，该报当年新历3月28日“编辑日录”即说： 顷接林献堂氏来函，谓梁任公欲至台岛观光。二十四日经搭笠户丸出发。同行者汤觉顿君及其令爱。拟于二十七日即驰往欢迎，并邀集该地有志者尽地主之谊，而表欣慕之心云云。闻此外，尚有专函达知洪以南、李汉如两氏，藉重其周旋。 这则消息登出，台湾文士莫不以满腔热忱期待梁启超的来临。其后也如梁启超《游台第三信》所说：“遗老之相待，有加无已。” 一、梁启超访台始末 （一）访台缘由 梁启超曾自述“游台蓄志五年”③，致林献堂信函亦云：“仆游台之志，蓄之已久，汤君既返，必当联袂奉造，何时首涂，更当相闻，期与足下作十日谭，共抒胸臆耳。”及其为事所耽搁，又致函林献堂表明心迹：“今迫岁暮，亦稍有人事，拟至春初始乃首涂，尚欲挈小女同游，俾一增故国之思，行期既定，当先驰书奉闻，斯约终必践耳。”之后另函复云：“缘既作此游，辄欲于彼都人士之施政详细察视，以为警策邦人之资。”④ 从这几封书信，可以理解来台之由如“共抒胸臆”、“一增故国之思”、“施政详细察视”以“警策邦人之资”，此外，梁启超离台后的两人书信往还，也透露了另两件事：募款筹报及为国民常识会劝募。对于视察台湾实情，在《游台第一信》有所披露（文长不录），可知梁启超来台是对于日本统治台湾仅十余年，却可以有近二十倍于清领时期的年岁收入感到好奇，并且对于台湾的许多行政制度、农事绝盛、币制稳定、租税周密等等之所以成功的因素感到好奇，因此产生亲自访台的念头⑤。 募款筹报一事，根据丁文江（1887—1936）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六，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任公致徐佛苏（1879—1943）书信可知，梁氏欲藉由访台的机会，亲往筹募资金，作为筹办《北京日报》和《上海日报》的经费。关于筹划开办《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的经费曾云：“其开办费现虽无着，尚有台湾林君（按：指林献堂）者，亦热心故国，而崇拜吾党，弟拟亲往运动之，当有所得。”[1—p263] 又《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中亦载，1907年林献堂于日本结识梁启超后，同年12月23日侯雪舫（1871—1942）（为任公拟定《江汉公报》之负责人）致任公一书亦有“先生台湾之行如何，念之”⑥。同日任公致康南海书中亦有“又欲往台湾筹款，奈何奈何”之语[2—p16]。宣统三年（1911年），即梁启超游台前，在2月13日给徐佛苏的信中也提到筹款之事，曰：“……仆顷欲筹十万金，办两报馆，（原注：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今虽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数处，日闲将为台湾之游，亦为此事，……。”[3—p333～334]由此可知，梁启超游台此行对台湾经济抱着非常热切的期待，对筹款之事亦是身负重任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