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作 者: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桑兵(1956— ),男,河北省威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历史人物的生死,一般是人物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实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由于各自的立场观念差异,往往形成罗生门式的演义,可以成为新的研究主题。野史不著作者的《张文襄公事略》,经考查,其实是张之洞死后不久,上海的《新闻报》、《申报》、《时报》、《神州日报》、《民吁日报》等报所刊发的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包括译载《文汇报》、《字林报》、《泰晤士报》等外报)的汇编。编纂者有一定的取舍标准和编排调整,但未作删改,可见各报对于张之洞一生具体功过是非看法的千差万别。参照该书所引各报未收入的其他相关报道评论,以及该书未引各报的报道评论,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政局和社会波动。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8-0138-09

      盖棺论定,已经成为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由于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似乎就可以断定其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由于当时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死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眼界,却不失为品评人物的异类上佳素材。在这样的观照下,人物本身言行的功过是非显得相对次要,生者对于死者的反应以及死者身后的影响成为探究的主题。

      1909年10月4日,自称“平生决不与人争闲气”、且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张之洞,在和日益专权的摄政王载沣怄了大半年的气之后,终于宣告不治,追随他的旧主去了另一个世界。作为晚清的重要疆吏权臣乃至士林领袖,朝局又处于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的境地,张之洞之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过,张之洞在世时其所作所为就极具争议,对其病及死,看法同样相当两极。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①

      这样的分歧势必影响对其身后的评价。谢放《张之洞传》引《张文襄公事略·绪言》云:

      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鉴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②

      该书所引《张文襄公事略》见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的《清代野史》第3卷,未著编撰者,坊间流行的其他版本则多署“佚名”,似乎已无从考察。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介绍张之洞的传记资料,谓《张文襄公事略》由“四明听雨楼主人编著”③。同文收入陈锋、张笃勤主编的《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题为《世纪回眸: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内容较详,相关者为:“(清)四明听雨楼主人编纂:《张文襄公事略》,一作《五十年大事记》。19节,卷首录宣统元年(1909)赐恤诏书。本文分事业、政绩、学问、新政、吏治、育才、举贤等门记述张之洞生平,所举事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密助唐景崧保台自立等,持论鲜明。其中对张氏之革新力加褒扬,而于其守旧则辩解为‘稍形固执’,反映了时论之一侧面。”④ 其依据为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张文襄公事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查询各种传记、辞典乃至笔记,迄今未能坐实“四明听雨楼主人”为何许人也。任放将《张文襄公事略》列为“史料类传记”中“也不应忽视”的一种,可是检查张之洞研究的各种论著,《张文襄公事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有的作者甚至完全不理会这本书。这显然不是疏失或遗漏,而是反映了研究者的态度。本来,关于如何使用笔记掌故之类的文献就见仁见智,如果连作者也不清楚,无法进行史料的外证,严谨的学人当然会慎之又慎了。

      坐实编撰者的身份,目的还在于更好地理解史料的内容及其用途价值。如果对原书的来源与类型有更多的了解,反过来也会有助于追寻判断编撰者。其实,《张文襄公事略》并非署名者的作品,该书实为张之洞死后各报所刊发的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的汇编。目前可以查实的各节依次为: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署名“记者”。该文系连载,后来汇集以同题刊于《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期(1909年11月7日)。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原载《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六页社说,题为《论南皮出缺与政局之关系》,署名“光”。

      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二至三版论说,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主观感(续)》。

      第七节《张文襄在鄂行政》,出处与第六节相同。但最后一段则为第八节原出处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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