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6-0088-08 自战国秦汉以降，虽然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上一直很活跃，但在“荣宦游而耻工贾”的文化氛围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始终居四民之末。宋代文人陆游在家训里告诫子孙“无论如何，然不可不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食，为市井小人之事。”[1] 甚至到了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穿紬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紬纱。”[2] (P289)在生活服饰上做出这样的分别，商人地位的低下可见一斑。这种抑商的风气到明末清初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据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云：“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仅在次着”；而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奏折中说：“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然而，商人地位的真正转变则发生在20世纪初期，随着绅商阶层的形成，重商风气的兴起，以及清政府一系列商事法规的颁行，使得商人的法律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近代商人在“商业救国”的语境下，虽然社会地位较之传统社会大为改善，但由于清廷急功近利，立法时间仓促、法律内容简陋，加之执法和司法环境没有明显的改善，商人营商环境仍然十分艰难，各项商事法规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 一、清末商事法规颁行的社会背景 (一)绅商阶层的形成 在传统中国，社会制度并没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开辟出一条双向通道，往往是有权者可以凭借权力寻租而致富，但有财富者却未必能获得权力。那些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商人，由于受到重农抑商、崇本抑末观念的影响，社会地位长期以来都比较低下，处于“四民之末”。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商人们拥有进入政界的合法权利，同样也不允许官员有充分的合法权利来进行雄厚的资金积累。 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全球工业化浪潮席卷东来，商人的地位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①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新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包括买办和商人，也有博取功名的士子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官绅，在当时，这个阶层被称之为“绅商”阶层。由于兴办实业上的成功，使得他们在当地甚至全国名声显赫，取得了法律所没有赋予给他们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例如，当时商人集团中较为著名的有以经营钱庄和票号为主的山西商人、足迹遍及全国的徽州商人、名声远扬的江淮盐商以及广东行商等等，它们在全国既享有盛誉，又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因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绅商阶层与传统的商人阶层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但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在社会经济领域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活跃在政界和思想界，与清朝的各级官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绅商阶层里，既有先具备功名地位再从事工商业者，也有先具有商人或买办身份又复厕身官僚行列的人。前一类的代表有孙家鼐、陆润庠和张蹇。② 他们都是曾经获得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后来又转而从事一向被视为“贱业”的工商业，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已经由轻视工商业向重视工商业的风气转变。而后一类的代表则有胡光墉、盛宣怀等人。胡初为银号商人，后因协助官军剿灭太平军有功被授予官职，人称“红顶商人”。而盛宣怀的事业则更为轰轰烈烈一些。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其势力遍及轮船、电力、纺织、冶炼及银行业务，并曾获实授邮传尚书等高级官衔。这些人亦官亦商，在政界、商界双栖，地位和身份既特殊又复杂。他们大多数都熟悉中国官场的种种陋习，具有周旋于官府必不可少的丰富经验和技巧，这使得他们颇能见信于官府，并能在必要的时候争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官府的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重商风气的兴起 如果说绅商阶层社会地位的崛起，在社会上起到引领潮流的示范作用的话，那么令清朝统治者创痛巨深的鸦片战争，由于被认为是由一向漠视对外贸易所引起的，便引发了社会舆论将贸易与国家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无限想象，并迫使人们去重新估量商业和贸易的作用，重商风气在全社会迅速凝聚。在当时，一些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如王韬、容闳、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不断鼓吹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使中国人开始接受以财富确立人的社会身份这一观念。王韬批评了清政府的抑商政策，认为世界已到了通商必须在国际间进行的时代，因此，必须抛弃“崇本抑末”的思想，把工商业作为国家的生存之本。[3] (P45、380、381)马建忠甚至把对外贸易看作求富之源。[4] (P1-2)郑观应则将重商主义思想发展到颠峰，他提出“商战”这一概念，把发展资本主义看作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对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评价既然如此之高，经商活动自然也就成为仕途之外另一受人尊敬的选择。于是，科举制度的威信日渐下降，传统的职业观受到挑战。在重商观念的冲击下，当时的青年人“视读书甚轻，视商务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竞弃儒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5] (P17)政府官员也积极投身到商业活动中来，有些人甚至退出官场全力经商。“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高，有在官而经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6] (P672)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人们对经营商业活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