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湾的防军

      清代官方的主要武力是八旗与绿营。八旗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已不堪作战；绿营在咸丰以后，也出现疲态。此时清廷必须要另成立一支军队，用以应付接连不断的战争，于是遂有防军的兴起。何谓防军？根据《清史稿》的解释，指的是湘、淮军与各省绿营模仿他们新组的练军。① 湘军在咸丰二年（1852）成立，之后为转战南北所需，人数一度多达30余万，但同治三年（1864）克定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后陆续解散。到了同治五年（1866）只剩10余万人，这当中以左宗棠麾下的2万人最重要，并且曾经移驻台湾。② 咸丰十一年（1861）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承兵部侍郎曾国藩之命，在安徽省安庆组织淮军。此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独树一帜，并且在同治五至七年平捻战争中表现突出。淮军全盛时达200营以上，人数有10余万。③ 光绪以后李的门生部将均占居重要军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遂被称为“淮系”。其中与台湾相关者为铭字营统领刘铭传、武毅铭军统领唐定奎、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等部。④ 同治二年（1863）直隶总督刘长佑，奏准直隶绿营仿湘军营制整编；同治四年（1865）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6军，始定练军之名，于是各省乃接踵组织练军。⑤ 台湾绿营部分额兵也裁改成为练军。此外，与台地最相关者，还有闽、粤二地的练军。

      防军的出现，对清末的兵制有极大的影响。由于它是旋募旋散，军饷又多从厘金自理，因此给予统兵者相当大的权力，间接也造成各地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而早期对防军的记录或描述，以清末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梅英杰的《湘军人物年谱》最为重要。⑥ 之后的讨论多延续传统志书的写法，例如：胡耐安的《新湘军志》、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朱德裳的《续湘军志》。⑦ 近年的研究则深入讨论湘军的饷源、区域社会中湘军扮演的角色。⑧

      在两岸研究成果方面，对防军研究的第一人首推罗尔纲。1950年代以后，罗氏从绿营兵制的研究，转向对湘军的讨论，且对清末武备制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湘军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淮军志》。⑨ 1960—1970年代，台湾学界跟进美国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趋势，加强对中国“近代化”、“挑战与反应”等议题的讨论。其中对于军事史的研究，以王尔敏最具代表。王氏的讨论对象为湘军、防军、练军，著有《淮军志》、《清季军事史论集》等论著。⑩ 1980—1990年代，大陆学界再针对防军作更深入分析，议题扩大为各军对洋式武器的操作、洋将的任命、从淮军到淮系的形成、练军的出现等。代表学者有皮明勇、田玄、马昌华。（11） 2000年以后，始有学者对清末台湾的防军进行初步探讨，可是对象仅限于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12）

      从上述可知，虽然学界对于清末防军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累积，但是对于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以省为对象的探讨，却少有成果。事实上，防军在同、光时期对于台湾军事与社会的影响均十分深远。自从同治八年（1869）台湾绿营实施“裁兵加饷”的政策后，戍台的14000余名班兵，骤降至7000余名，显示出绿营对台湾防卫的重要性大减。此防御的空缺，当然就由逐渐移防，且人数不断上升的防军递补。光绪元年（1875）以后台湾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清廷准备以武力的方式，对付不肯就抚的高山原住民，此时防军又扮演攻击的主力。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看重防军坚实的战力，遂要台湾部分团练模仿防军营制改编成“土勇营”，一起投入开山抚番的战争。简言之，清末台湾20余年（1869—1895）军事的发展，防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对象，而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台湾防军营制的变迁

      首先要考证的问题，则是台湾何时有防军驻扎？表1和表2的内容是同、光时期驻防在台湾的防军总人数与驻扎地。表1编号1列出同治七年（1868）有新左军、靖海军调台，其实他们是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麾下的部队。同治五年刘氏调补台湾镇总兵官，并率领楚军新左营赴台，成为台湾有防军之始。（13） 楚军属于湘军系统，闽浙总督左宗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湘军的领导人之一。然而他在营制上却师法湖北道员王錱，以“旗”代替“营”，并以楚军之名有别于湘军旧称。（14） 至于淮军与练军何时驻防台湾？前者是在同治十三年，为对付因牡丹社事件盘踞在琅峤的日军而来（表1编号2）。后者可分为福建绿营练军与台湾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隔年随即调台，目的是前往卑南厅南澳（宜兰县南澳乡）进行开山抚番（表2编号3）。台湾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亦在同治十三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奏设福建绿营练军中，提到台营“自应照办”的话语。（15） 光绪元年十二月上谕准许台湾绿营仿楚军营制编为练军。（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