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6-0140-06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走向世界已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步履是那样蹒跚踉跄。本文试图以清政府官员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为例，比较其出洋的背景、动机、成员、活动及走向世界的效果、影响，进而探讨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蒲安臣使团（1868—1870）

      ——由洋人带队的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晚清中国官员初次集体出洋、跨出走向世界和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应是清政府1868年派赴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尽管在此前二年即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

      清政府首次向海外遣使乃形势所迫，同时也颇具戏剧性。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列强陆续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尚未遣使出洋。清政府已深深感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① 尤其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是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还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②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庆王奕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③，奕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④

      于是，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约三十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十一个国家。⑤

      对于蒲安臣使团，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⑥ 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八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⑦ 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另一方面，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⑧。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内政的表面上的承诺。《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同时，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⑨。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参观美国国会后，赞扬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⑩，并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志刚在出访期间也锻炼了外交能力，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初使泰西纪》、孙家谷《使西述略》、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