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俊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吴俊范(1971—),女,河南荥阳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原文出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内容提要:

本文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首发之地——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以开埠后租界城市空间扩展的微观过程为视角,系统探讨其河浜资源利用与相关环境变迁的内在机制与驱动力,并对深层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从城市建立的初期开始,租界工部局就仅出于实用目的对自然河浜的排水功能加以利用,以私人化的地产分布、地产开发需求以及马路的拓建规划为基本导向,对河浜进行无序填没和管道化改造,而忽略了方格状感潮河网的环境脆弱性以及河浜除排水以外的其他生态功能。这种受城市空间扩展自然驱动的河浜利用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河浜形态破碎与功能紊乱,成为近代以来上海地区黑臭河道不断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制度根源主要在于:租界直接承袭了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改造理念,并受到自治市制度的局限。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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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3-0067-11

      近年来,城市发展中的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然而,目前有关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当代城市,对近代城市化早期的环境变迁过程与内在驱动力则缺乏研究。本文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首发之地——上海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开埠后租界城市空间扩展的特点及其对河浜体系的影响,系统探讨其河浜资源利用方式与相关环境变迁的内在联系,并对深层的驱动力和制度背景进行简要分析①。

      在传统时代的上海地区,人们习惯上将那些不以通航功能为主、而与农业生产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河流,称为“河浜”②,其实,纵横交错的干支河浜,正是该区“七里一纵浦、五里一横塘”之水乡景观的主体部分。在租界档案中,除将黄浦江译为Huangpu River之外,其他干支河道一般都译为Creek,英文原意为“小河、小湾”,足见当时西方人对上海河网主体的理解,与当地百姓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这些河浜原多依赖黄浦、吴淞二江进潮,并相互沟通,进行正常的水循环,是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埠以后,随着近代城市空间的营造与扩张,上海地区传统的水网环境发生了重大逆转,其影响首先是由这些河浜凸显出来的。租界从营造城市的初期开始,就把填没河浜作为扩展城市马路的主要手段,填掉的既有大批分支河汊,也有区域性小干河;部分河浜被填后,虽未直接筑成马路,而作为其他城市用地,但填浜原因却与早期筑路对潮汐进路造成梗阻有很大关系。根据租界市政、卫生等部门的档案分析,在上海近代工业大规模发展之前(约以1895年为界),工业废水对河浜的污染并不严重,那时造成河浜水质下降的原因,除生活污水直排及河道内堆积垃圾之外,主要是填浜筑路及其他形式的填浜行为降低了河道的自净能力,从而改变了河网的正常水循环。1900年后,城区内的河道已经因填浜筑路而支离破碎,断头浜、死水浜随处可见;1900—1920年间成为填浜的高峰期,租界当局被迫改变了此前对通潮河浜加以保护的政策;1930年后,大规模填浜造成的各种负面效应集中体现出来。市政及民间层面的填浜行为,不仅贯穿了租界城市建设的始末,在华界也渐成常规的措施。

      总之,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城市空间扩展需求与河浜资源恰当利用的矛盾,要揭示这个矛盾及其背后的机制,首先需找准研究的切入点。根据前述分析,笔者认为,以马路、河浜二者的空间关系演变为主线,辅以其他要素,对河浜资源的利用机制进行系统考察,应当是可行的研究思路。

      由于河浜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型最早发生在租界,并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推移,逐渐影响到周边地区,本文受篇幅所限,即以租界为主展开论述。主体资料为上海档案馆藏的公共租界英文档案,并辅以相关方志记载。

      一 不同时期越界筑路对整体河浜体系的影响机制

      传统时代,上海地区以水路交通为主,这与其纵横交织的水网格局极其适应;然而,近代城市以便捷的陆上交通为主,构建马路网络本身就潜存着对河浜体系的空间利用和跨越。因此,租界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马路和河浜的空间关系问题,处理得妥当与否,对整个河道体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实践中影响最大者,当数不同时期的越界筑路。

      首批越界筑路是英租界于1862年在西区修筑的徐家汇路(1920年改称海格路)、新闸路、静安寺路、麦根路、极司非而路等几条军路。当时正处于同太平军交战期间,筑路带有明确的政治军事色彩,但也具有借此扩展城市空间的意图③。此前,英租界城市空间仅局限于中区,因其坐落在由四条河流(苏州河、黄浦江、泥城浜、洋泾浜)圈起的一小块区域内,城市空间扩展中填平河浜的影响尚未波及周边河网的完整性。但是,修筑越界马路的不规范方式,却最先对中区以外的干河体系构成了初步的干扰。

      由于界外马路是在其他市政设施远未成熟的城市边缘区或外围乡村地区修筑的,因而既缺乏全局意义上的统一规划,也缺乏施工上的技术规范。在跨越河流时,为了省钱省工,较少在河上建造桥梁,而一般是将马路跨度下的一段河道填没,中间仅埋设排水瓦筒以供潮汐通过。例如,1904年租界在延伸最长的界外马路—虹桥路时,对当地华人强烈要求增筑跨浜桥梁的事深感为难,认为“这大大增加了筑路的总支出”,宁肯增加填河排管的路段④。上海县境西部的法华乡,是租界历次越界筑路影响较大的区域,民国《法华乡志》如是记载该区干河西芦浦的状况:

      “西芦浦,即古芦子浦,俗称溇浦,与东芦浦为南北洩泻之干河。……上筑马路,如星加坡路、康脑脱路、极司非尔路、愚园路、长浜路、海格路、福开森路、霞飞路、徐家汇路,下排瓦筒,仅通水线而已。其西南一支流出芦浦桥,合龙华港达浦,今已淤塞。北出肇嘉浜久被填断。”⑤

      除西芦浦外,流经今静安区、徐汇区境内的“东芦浦”也是一条主干水道,民国七年《上海县志》对该河因筑路而受到的影响也有所回顾:

      东芦浦,引江水(指吴淞江,笔者注)南流,越麦根路、康脑脱路、新闸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威海卫路、长浜马路,经北长浜,越宝昌路,经方门泾,越金神父路,王家浜、南长浜、庙泾浜至淡井庙而南,入肇嘉浜。马路下皆用瓦筒衔接,仅通细流,余亦淤浅。惟南长浜以南尚通潮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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