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胡绳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这是胡绳对解放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刻检讨。① 这个检讨与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及苏联历史分期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影响关系密切。②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当时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③ 还有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是孙守任和范文澜。④ 也有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是金冲及。⑤ 此外，还有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是刘大年。⑥ 因各自确立的标准相异，固做出的分期亦不相同，彼此为之展开激烈的论辩。 解放后普遍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历史与学术发展的结果，是百年史学发展甚至是几千年中国史学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新中国建立初年，就有史学工作者撰文论述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史学工作者在建国初年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实际情况。郑鹤声指出：“马列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自求解放的思想武器和伟大旗帜，是各国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对于他们的革命理论，应当深切研究而加以实践。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⑦ 华岗高度赞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而它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密地掌握社会发展规律。”⑧ 建国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史学工作者中的多数人感到唯心史观的错误，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并认同唯物史观，“两年来这个趋势已十分显著”。⑨ 尚钺曾表示“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完全正确”，⑩ 这反映当时史学工作者思想理论上的转向。 当检讨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论辩时，我们看到，五六十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学者们具备共同的理论方法，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着眼点存在着差异。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们在阐述学术观点时是以马恩列斯毛著作中的一些“文句”作为自己学术观点的理论支撑，在批驳他人的学术观点时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文句”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 首先，引用经典词句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孙守任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上主张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某些质的变化为标准，为此他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论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1) 以此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服务。(12) 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应当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中的具体特点，他是以斯大林的论述为依据的。(13) 戴逸主张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为此他找到了几点理由，认为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生是基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和剥削，他以列宁的论述为依据，“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没有权的、被压迫的、劳动的大众反对特权阶级、压迫者和寄生者的斗争”。(14) 戴逸认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都和阶级斗争相关联，发生在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内的斗争，其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他运用毛泽东的理论为论据，“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5) 戴逸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最能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揭露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显示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最能反映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他引用列宁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论。”(16) 戴逸以此证明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所指出的这条基本线索是应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7) 其次，引用经典词句批驳他人的学术观点。黄一良在反驳孙守任的观点时指出：孙守任在运用“主要矛盾”的经典理论时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这是由孙守任对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孤立片面静止地理解造成的。黄一良进而又用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词句进行驳论。(18) 金冲及也用经典词句对孙守任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剖析和批驳。(19) 戴逸在批评孙守任“把近代史分成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大阶段”的观点时，认为孙守任直接用外国侵略势力性质的变化来解释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不能不说带有外因论的色彩。为此戴逸引用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词句作为反驳对方的理论依据。(20) 章开沅对戴逸的批评也是运用经典词句作为反驳的武器，进而认为戴逸的结论与历史格格不入。(21) 5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坚信自己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观点之正确。为何运用共同的思想理论会出现不同的学术分歧？原因在于经典理论论述之主题、角度、目的、针对性不同，因之表述的理论思想各有侧重。而学者们却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和领悟，决定其对经典理论的运用，进而导致着眼点的差异，并产生不同的学术结论以及引起彼此间的学术争论。例如对社会发展史，在经典著作中有不同提法。《共产党宣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 斯大林则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23)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指阶级社会而言)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和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社会是生产方式发展史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了各自的不同表述，前者是谈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后者是谈社会发展水平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脉络，毛泽东有多种表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4)“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25)“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26) 毛泽东以上几种论述的场合、角度、目的、针对性是不同的。苏双碧曾经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是为了指导革命运动，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作为编写历史的线索，自然还必须有别的补充和归纳。(27) 5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由于关注经典理论的具体论述，或多或少忽视了贯通的理解，因此虽然都在运用经典理论的文句，但对问题的理解容易产生分歧，进而形成那场具有历史时代特征的学术论辩，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