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上海与居上海

——论清末士人在城市的私谊网络(1895—1911)

作 者:
瞿骏 

作者简介:
瞿骏,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62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传统王朝时代士人依托于“乡土社会”,依靠他们的血缘、地缘、学缘等构成的私谊网络和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一整套文化/权力结构来获得他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可是明中期以后,在“乡土社会”的层面上,已经另外发展出一个“城市社会”。到清末,这个“城市社会”使得士人们的私谊网络产生了各种深刻的嬗变。1895—1911年士人入上海和居上海的历程正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反映,清末士人们为何往城市去,有人留下,有人离开,留下的如何开展其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这“去”、“留”、“离”和“开展”之间无一不和私谊网络之嬗变息息相关。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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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3—0100—14

      清末知识分子正处于张灏先生所概括的“转型时代”之中①,作为转型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士人流动性的极大加强。这表现在:(一)从整体而言,数量更为庞大的士人由居乡耕读转为赴城谋生;(二)就个体而论,在赴城的历程中不少士人在各种因素激发下会从各个市镇向县城、府城、省城等流动,最后则向更为庞大的中心城市转移集中,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并有一小部分从此走出国门;(三)在全国各个通商大埠间士人的往复来去也更为惯常而频繁。如果说从前士人依托于“乡土社会”,依靠他们的血缘、地缘、学缘等构成的私谊网络和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一整套文化/权力结构来获得他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权力,那么到明中期以后,在“乡土社会”的层面上,已经另外发展出一个“城市社会”。而这个“城市社会”的形态恰好和“乡土社会”形成对比。② 到清末这个“城市社会”伴随着士人流动性的加强愈加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生命情境。本文即希望以1895—1911年士人入上海和居上海的生活史为例,来回答士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去?有些人怎样留下来?有些人为何离开?留下之后如何开展其日常生活?而清末士人的私谊网络在这一进程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嬗变等问题。③

      一 入上海——初到沪的士人们

      光绪九年(1883),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刚刚登上进士龙门并授刑部候补主事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时日记中这样写道:

      到书肆问价。坊间多有有用之书,胜吾乡远甚。值较京颇贱,然亦非寒畯所能多购。……晚出街游眺: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但闻歌馆酒楼,肉竹相倚;蜂痴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琼楼玉宇间也。舒丈屡邀入妓馆茶园,余三人俱将留钱买书,未果……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④

      刘氏之言至少透露出以下两点讯息:其一,从物质上看,即使像刘那样中了进士,而且只不过是途经上海,但因为茅庐初出,一介穷京官,所以清晰地体会到在上海生活的不易。为留钱买书,几个青年才俊都未能见识一下沪上洋场中著名的妓馆、茶园,其状不可谓不窘。其二,从心态上看,刘对上海的感觉处于“既恶之又爱之”的矛盾状态中,但因其自诩为“学人”,其恶的部分要大大超过了爱。到否上海是生人大恨事和学人大不幸,这中间的分野正描摹出士人为士的身份和为人的个体与这座城市既融合又扞格的微妙状态。不过随着刘乘坐的轮船远去,滔滔江水又带走了十余载春秋之后,“入上海”乃至“居上海”已成为了越来越多士人的选择。

      所谓选择暗示着从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士人来沪动因的变化。大致说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前到沪的士人大多以江浙一带尤以上海周边地区为多,或系迫于生计或为躲避天灾人祸。⑤ 战争平息后,这些士人中的一部分人回到了家乡,一部分在上海做久居之计,另一部分则把上海当作寄居城市,在此地做着“寓公”,却仍然遥遥经营家乡的那份田产。

      而此后由于政府的“官督商办”制度、利润的诱惑、社会地位的驱使、地方统治者的双重政策等因素的激励,⑥ 不少在晚清政坛崛起的朝廷大员像李鸿章、张之洞由担任江南地区的封疆大吏始,而后又纷纷进入工业企业和商业投资,一步步扩展其在上海的势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买办渗透到官场和绅界,他们通过捐纳和提供军需,很容易地获得了士的身份和候补的各种官衔而得以与上海有了联系。这些人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意味着一个“网络建构”的开始。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盛宣怀到张謇,从唐廷枢到严信厚,他们通过书院、企业等建制化机构催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那个地方精英集团,其中包括曾铸、李平书、虞洽卿、朱葆三、宋汉章等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编织的那张由血缘、地缘、学缘、幕缘等构成的私谊之网使得上海在1895年后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士人精英的汇聚之所。

      1896年1月,一个日后在士人私谊网络中颇能承上启下的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就是汪康年。此时上谕查封京师强学会,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随即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而收拾残局的人,他选择了曾是其幕僚的汪康年。凭着这份幕缘关系,汪成了“接收大员”,强学会余款银六百二十余元就成了创办《时务报》最早的现金来源。但真要办报并不是一帆风顺之事,一个好汉如果没有三个帮也不能成事,幸而汪康年找到了他的知己良朋:通过旧师长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黄遵宪来了;当年赴京赶考时结识的小师弟梁启超亦在康有为的允许和其力邀之下来了;在湖北做幕僚时结识的吴德潇父子也来了;再加上堂兄汪大燮为之提供内幕详情,在上海的同乡叶瀚、宋恕、孙宝瑄等出谋划策、往来奔走。汪康年及以他为中心的《时务报》群体“入上海”方能初定局面。⑦

      此后,像汪康年这样的进士们、还有举人、秀才们都会来上海,不少人还会设法留下,他们都或多或少要与那张私谊之网挂上钩才能遂其所愿。只是由于太多士人缺乏详细的生平材料,特别是其如何“入上海”的细节材料,而使得做一个全面概括非常困难,因此接下来只能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先来看进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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