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合作、冲突与科学发展

作 者:
张剑 

作者简介:
张剑,副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合作是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应有之意,但矛盾冲突也自始至终贯穿其间,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晚清时期主要是西人个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北京政府时期主要表现为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利益之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显现为政府与专门学术社团之间的合作与矛盾。这一情状不仅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也表征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更表明在缺乏民间传统的中国社会,民间力量往往需要借助政府威权才能取得成功,但一旦学术与政治牵扯在一起,学术的发展又不得不受制于政治的进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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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024—12

      术语是学术交流、传播的基础,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中国近代科学是通过引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翻译成为其间最重要的环节,对翻译名词术语的确定也自然是最基本的工作。但除极少数科学名词术语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外,大多名词术语必须另创新词。① 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以来,译者或意译或音译,随着译者日众、译书译文日多,彼此所用名词自然难以一致,同一术语在不同的文章或不同译书中以不同的中文出现,甚或同一书中前后译名也不一样,读者“不独读之难、记之艰,实使学者不能顾名思义”。② 这极不利于科学交流传播与学术发展,因此,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成为关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大事。有人说:“苟欲图存,非急起直追,谋理化学之发展不为功。发展之道,首在统一名词。否则纷歧舛错,有志者多耗脑力,畏难者或且望望然去之。如是而欲冀其进步,殆无异南辕而北辙焉。”③ 也有人说:“译名的不统一,甚至没有译名,实在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最大障碍。”④ 正是认识到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重要性,晚清以来就不断有人和民间组织长期致力于这一工作。政府也顺应时代承担起这一重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创设政府机构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这一工作。

      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困苦艰难、分分合合与利益冲突在在体现了学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合作是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应有之意,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名词术语审定统一自然也不例外,合作与矛盾冲突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过程中,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晚清西人与国人个体努力,北京政府时期民间组织的工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与专门学术团体合作努力。合作与冲突在上述三个阶段表现自然不一样,每个阶段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形式。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研究已很充分,以德国学者为中心的国际合作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基本上或为各门学科术语具体审定的描述与分析,或某些学术团体或机构在名词术语审定上的努力及其成效,⑤ 极少关注名词术语审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对围绕名词术语审定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利益冲突研究更少。⑥ 本文以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过程中的合作与利益冲突为中心,在描述上述三个阶段合作冲突的细节基础上,总体上分析各个阶段的合作冲突特征、合作冲突的原因与消解,及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并进而探讨民国科学发展过程中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⑦

      一 晚清西人的合作与矛盾

      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译名问题。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就拟编辑已有科学名词译名,然后加以选择,厘定标准。⑧ 但大多数翻译者如合信(B.Hobson,1816—1873)、玛高温(D.J.Macgowen,1814—1893)、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等基本上自行其是,各自创造新译名。大量不加解释的新术语为阅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译者们往往在译著后面附录译名对照表,或者汇集为单行本出版。如合信1858年刊行的《医学英华字释》共74页,汇集了合信翻译《西医五种》所用专门术语,分类排列,依次为解剖学、内科、外科病症名目、外科手术器具、妇科、儿科和西医术语,最后是科学基本常识的“博物之理”。

      真正注意统一译名问题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持其事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说,“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西人在华初译格致各书时,若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因此,翻译馆中西学人都深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讨论多时,拟定译名三原则。⑨ 惜乎该原则馆内译书并没有完全遵守,“故各人所译西书常有混名之弊,将来甚难更正。若翻译时配准各名,则费功小而获益大”。因此,傅兰雅希望“馆内译书之中西人以此义为要务。用相同之名,则所译之书,益尤大焉”。⑩ 尽管如此,该馆还是在译名统一上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效,王树槐先生说:“以该馆为政府机关,所定译名亦较合理,对于后来译名的统一,极具影响。”(11)

      面临自行其是的混乱局面,进行合作以求统一名词术语自然成为从事西学传播宣扬者们的共同愿望。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议决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益智书会,(12) 主要成员有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林乐知(Y.J.Allen,1836—1907)等,他们邀请傅兰雅为会员,主要目的是为教会学校编撰初、高级两套教科书,分别由傅兰雅和林乐知负责,并要求两套教科书译名必须一致,这样统一译名成为应有之意。该会要求会员们广泛搜集中文译著和中文原著,将其中术语列表,以备编辑一总术语表。同时通知译著者,请他们在译著时将名词和术语记下送往益智书会审查,如译名不当,由益智书会另行拟定并通知译著者,若译著者坚持自己译名请注明益智书会译名,以供读者参考。益智书会并对统一译名工作进行了分工,工艺制造方面傅兰雅负责,地理名词林乐知编辑,天文数理方面伟烈亚力负责,麦嘉缔(D.Macartee,1820—1900)搜集日文有关译著名词术语。益智书会成立不久,狄考文发表文章讨论了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批评了当时一些译著者避免使用术语的做法。他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一套专门术语,要把这门科学输入中国,不用专门术语而能准确输入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术语翻译一应简短,二能方便适用,三同类术语要相互协调一致,四每拟一新术语要给出准确定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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