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通过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探讨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书人在此中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与身份。以往对此的审视，多选择富于代表性的思想人物展开。余英时和沈松乔围绕胡适的研究，就呈现了民初思想界的某些面相。前者主要基于思想史的背景解释胡适的出现，认为胡适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在于其触动了中国的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上层”、“通俗”之类，所展示的正是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后者则在思想史的诠释之外，另辟蹊径，致力于刻画“民初社会中的胡适”，检讨胡适是在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学术文化的活动，这样又将民初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呈现出来。① 本文着眼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并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互动勾画民初“思想界”的形态，或者可以对上述研究做些补充。有必要说明的是，“思想界”在中文世界的表述，是在晚清完成的。笔者在其他文字中已就作为“亚文化圈世界”的“思想界”的形成，略陈己见。“思想界”是再平常不过的字眼，将其与晚清建立特别的关联，正是要说明“思想界”的形成并非无关宏旨，这个问题既与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的对应关系密切关联，也体现了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换言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晚清所涌现的报刊杂志及新式读书人构成了“思想界”的主要载体，“思想界”的表征正依托这些要素所营造。② “思想界”的形成既关乎信息传媒，则如何评估信息传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自当予以说明。这方面，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目下常被引用的范例。哈贝马斯揭示了在近世西欧社会，资产阶级的报刊、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催生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供人们讨论和争论公众事务，报刊乃“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可以清楚看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③ 安德森则致力于探讨“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如何影响到民族概念的散布与流传。他认为就民族主义的起源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④。这里无意套用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的理论赋予民初“思想界”特别的意义，甚至进行某种证明。然而，其中所展示的研究视野，于思考报刊在民初如何介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无裨益。 部分是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以及新文化史研究的推动，探究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互动的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主要立足于晚清报刊来回应相关理论。⑤ 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的报刊，滥觞于晚清，这段历史自值得特别关注。而降至民国，报刊的发展则有了新的景象。何新之有？这正是本文试图揭示的。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有必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播媒介还是印刷业，包含的内容都甚为广泛，显然这里不能全都论及；即便将讨论限定于报刊，所能关注的也主要是与读书人密切相关的那部分。一方面试图说明报刊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初有什么新的变化，但所谓的变化，主要不是量上的，而是关注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以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以此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如何影响到对读书人的塑造。 一、报刊所呈现的“思想版图”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⑥ 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止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将这两个时段打通，多少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知近代中国的历史(自然仅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言及民初报刊之发展，也自会联想到清末，事实上包括刊物本身及从业人员，都存在着延续性。因此，欲勾画民初报刊的“思想版图”，自有必要上溯至晚清略作梳理。这样做也有助于为本文的展开寻找问题的起点。 可以明确的是，报纸杂志与“公共舆论”不能简单等同，其最初出现时，尚无清晰的定位，譬如，由《申报》初刊时的《本馆告白》，就很难读出其中所谓的“舆论”意义。⑦ 舆论在中国之兴起，颇有曲折，晚清士人就并非皆是叫好之声。⑧ 较早注意到西人报刊的王韬，也以“庶人之清议”对其定位，紧扣的是士大夫所熟悉的职能。⑨ 同时，晚清士人往往结合学校、议院、报馆三端展开论述，此亦透露出若干枢机。无论将报章定位于“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都只是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经历诸多曲折，才发生变化。以报刊来说，就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新的职能。⑩ 而且，报刊数量也急遽增加，梁启超20世纪初年即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11)。甚至还不乏文章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12) 那么多的人介入到报刊的创办，自是看重报刊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梁启超本人即是值得剖析的对象，他在1911年的一篇文字，就颇有意思地讲述了曾担任美国总统的卢斯福(当是Theodore Roosevelt,Jr.,今译作罗斯福)的故事。卢氏罢职后厕身于《奥洛特克》杂志社为主笔，在欧洲的一次演说中，尝自述其所以执此业之故：“言论之有造于社会，尽人所同知也。然著书之言论，嫌于太谨严；日报之言论，嫌于太漫漶。著书之收效，期以百年，虽坚健而苦迟；日报之生命，限于一日，虽迅普而苦短。位其中者，莫如杂志。”这番话，完全可看作梁本人的夫子自道，他评论说：“其言或不免阿好乎？然杂志之为物，其在社会上之位置，略可见矣。”(13) 后来在一次演说中，梁启超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有这样的说明：“对于他方面，有脱离者，亦有中断者，惟对于报界，始终无脱离或中断之时，今后且将益尽力于是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