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食用肉类市场看1910年代的殖民城市青岛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森纪子,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 神户 657-8501。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德国在胶州湾登陆后,投巨资建成了被誉为东亚第一的近代屠宰厂。对德国来说,如何确保驻军充足而又卫生的食品供应,是当时的重要问题。后来青岛的食用畜肉业就引起了俄国、美国、日本的极大关注。日本军队占领青岛之后,屠宰厂也被置于其管辖之下。急于推行近代化、军国化的日本政府鼓励肉食,畜产资源引起更大关心。美国也欲在亚洲寻求给马尼拉政厅的肉类供给,就这样,每年有大量的冷冻牛肉出口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供应给当地的美国军队。获得了日本和美军这两大销路的青岛牛肉出口,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统治时期。北洋一带因此损失大量耕牛,价格同时暴涨,农户买不起耕牛,影响农事至深。中国政府要禁止出口耕牛却禁不了。支撑近代屠宰厂(肉类加工厂)的畜牛的生产和消费,其结构竟然如此脆弱,就这一点来讲,青岛的肉类加工产业,是传统和近代被强行嫁接在一起的结果。果真如此,中国方面不断抗议畜产资源被蚕食,也是理所当然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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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4-0145-06

      青岛在从1897年德军登陆到1922年返还给中国这四分之一世纪中,1910年代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多重性特别显著的时期。

      在青岛形成的历史上,大清帝国、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曾直接参与经营,沙俄则从周边一直施加影响,因此帝国统治的多重性是其第一特性。正因如此,青岛作为殖民地,因其政治权力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性,在民国初期,成为清朝遗老的流亡地,是尊孔运动、复辟运动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国面向欧洲传递古典文化信息的地方。

      就这样,帝国统治的多重性,使青岛在近代城市的外表下,出现了特殊的政治社会空间;本论文拟从列强的经济活动,特别是牛肉市场的侧面对此进行考察。

      在青岛的整个对外贸易中,牛肉作为出口商品的确非常重要,但不一定是大宗商品。农产品有花生、麦秸编制品、棉花等重要商品,也出口煤、铁等矿产。尽管如此,特意选择牛肉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如下方面引人注目。首先,牛肉是颇具近代特点的产品——就像同时代的美国芝加哥的食用肉市场所代表的那样;同时也是被强制性地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交易品,因而围绕牛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

      一、德国建设屠宰厂

      众所周知,德国在胶州湾登陆后,曾对青岛的城市建设精心规划,投巨资建成了壮丽的欧洲风格的建筑群。这些建筑中独具异彩的,就是被誉为东洋第一的近代屠宰厂。

      可见,对于欲将青岛建设为军事据点的德国来说,如何确保驻军充足而又卫生的食品供应,是当时的重要问题。德国早在1899年就发布了兽类屠宰及食用兽肉检查规则,1901年在台西镇(小泥窝)建成了官立的临时屠宰场。在这个意义上讲,青岛的食用兽肉基本兼有军需品的性质。

      1903年,正规的屠宰场修建开始动工,第一任厂长Dr.叶凯布莱希特主持了工程建设,据说他考察了上海、香港等租界,并选定本国德累斯顿的屠宰场设备为标准。

      在当时的德国,经营屠宰厂作为城市自治体经营的项目,有明确的定位,并一定要编入城市规划。以本国城市规划中的屠宰场为原型,并投入85万马克进行建设的结果是,1906年建成了规模号称东洋第一的屠宰厂。该厂占地面积8,600坪(1坪≈3.3m[2]),拥有18栋建筑物,德国人除厂长外,有6名兽医、1名机械操作手、2名会计(德国总督府派遣),还有20至25名中国职员。德华高中农林专业也于同年附设了畜产试验场。

      后来,在台西镇建设了赛赫牧场(1908年),李村建设了马沁斯托克牧场(1909年),湛山建设了勃兰德牧场(1913年)。另外,为了改良山东土产牛,还从本国进口了叶伐琳德种乳牛(1910年)。数年后,改良牛的杂交繁殖达到326头,并公开配种。为了保证质量,还设立了牛奶同业联合会(1910年),进口梅里诺种绵羊、扎嫩种乳用山羊(1912年),还召开品尝会,发放奖金,调查牧场、牧草和家畜饲料等②,采取多种措施培育畜牧业。如此一来,青岛的食用畜肉业后来就引起了俄国、美国、日本的极大关注。

      二、俄国购买牛肉

      有一种说法认为,俄国开始从青岛进口牛肉是在1910年[1],这未必准确。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交往历史很长,但在远东方面发生问题,应该说是在俄国越来越露骨地执行南下政策之后。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铺设铁路[2]。而也是在这一年,清朝为了加强海防在青岛构筑炮台,并设立了镇守府。

      作为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的回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俄国海军提出军舰在胶州湾越冬得到许可。翌年9月,“华俄道胜银行契约”缔结,随之设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缔结了“东清铁路公司条约”。就这样,俄国在强化渗透满洲的立脚点的同时,又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借口德国登陆胶州湾而将西伯利亚舰队开进旅顺口,翌年,终于成功租借了旅顺、大连。但是,俄国的这些举动与同样采取对外扩张政策的日本之间产生了极大矛盾。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终于爆发,由于俄国战败,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被转让给了日本;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则发生了哈尔滨行政权问题[3]。这种国际形势在东北演变的结果之一,是大量山东人口移民东北。

      1904年4月,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Erich Ohlmer)写信给帝国海军部长提尔皮茨(Alfredvon Tirpitz)指出,每年由山东移民满洲的有20万人以上,移民主要经由烟台赴满洲,1903年,往返烟台至牛庄间的移民有38,600人,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有22,100人,与旅顺之间有146,000人,与大连之间有56,000人[4]。

      浅田进史还说,“至迟于1907年,青岛已有业者斡旋山东合同工人。1907年,某业者在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输送山东合同工人时,请求总督府办理集体护照,而非分别给工人办理个人护照;总督府应业者要求办理了特别护照。但是,由于俄国方面要求今后给工人分别办理个人护照,总督府因此考虑到与烟台之间的平衡关系,采取措施,临时降低了给这些移民办理护照的费用,以方便业者。不仅如此,总督府为了便于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者取得所需签证,建议北京公使馆允许俄国领事来青岛赴任;于是,俄国领事馆于翌年即1908年设立,俄国商人担任了副领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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