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4-0138-07 辛亥革命成功，创立亚洲以至20世纪世界中第一个民主国。当时言必称共和，但共和一词意指甚么，除了推翻帝制外，革命成功以前似乎并没有一个共识，亦是民国创立后引起争论的根源。简而言之，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主要是代议政治、选举、宪法创立等各种民主机制，今天称为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又由于它重视国家统治机构，故又称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但五四运动以还，民主问题多半以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人民民主(people' s democracy)等概念为讨论焦点，自由式民主及形式民主却相对受到忽视，甚至连正式译名亦阙如，反映出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实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本文希望由此方向作一个了解。 辛亥革命的民主实验为何失败？主流史观向来是从权力角度去了解，亦即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忽视权力，没有牢牢掌握，最后为袁世凯所篡夺。然革命派为何愿意拱手把权力让与袁世凯，这与他们的民主认识有何关系？向来却略而不谈。同时在1916年以后，纵然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当道，有关宪法与国会的争论并未停息，这与民初之讨论有没有延续之处？此点亦向来为军阀与革命对抗的论述掩盖。总括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民主政权的创立，然究竟在这次实验中得到甚么教训，如何影响到日后的政治改革，史学界的讨论仍然不十分足够。本文因此希望由民国建立的第一年中有关共和政制的论争，观察当时的民主认识。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将论争集中于民初有关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这是1912年间的热门话题。至于争论内容则以章士钊及戴季陶两人之言论为核心。章士钊很早便参与革命，但其后却远离政治，于1907年赴英国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章士钊遽然返国，成为民初英国温和政治理论的重要传播者。至于戴季陶，原来并非革命派，1909年从日本毕业后，曾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但受到当时革命风潮影响，其后言论日渐激进，最后为清廷追捕，不得不逃到南洋，任孙中山小孩的中文补习老师。戴季陶从此与孙中山结下深厚关系，虽孙中山如何影响戴氏，至今仍无具体线索，然光从戴季陶当时以天仇为笔名，便可知其激进性。戴的激进性，与章士钊的调和立场是两个极端，亦反映出革命左右两派的不同路线。② 本文借用章士钊的民主思想来讨论民主思想在民初的状况，以突显当时问题所在。 一、温和派之内阁制观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政府形式的问题便立刻出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翌日革命派召开会议，商量武昌起义后的方向。当时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二：首先是临时大总统人选，会中一致选举孙中山出任；其次则为政府组织形式，参与会议的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孙中山主张的美国式总统制，另一种则是宋教仁支持的法国式总统，亦即内阁制，至于会议最后决定采取哪一种方式，似乎相当模糊，目前史家仍有争论。[1] 然1912年3月公布临时约法时，明显是宋教仁的看法取得上风，约法第34条表明，“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即由总统提名内阁国务员，经参议院同意。但第34条只是笼统提国务员，并未区别总理与其他阁员地位，以后仍不断引发争议，然议会至上的内阁制路线是被确立下来了。 由孙中山的总统制转向宋教仁的内阁制，以及日后一连串的争议，是中国建立民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经验，但其重要性向来受到忽视。因为主流史观认为民初共和的失败，主要导源于袁世凯篡夺大权，破坏革命果实。反对与不反对袁世凯的争论，掩盖了当时有关共和政府以至革命派内部中的真正议题。胡汉民在其自传中便曾透露当时情况：“宋[教仁]不得志于南京政府时代，然已隐然为同盟会右派之领袖，以左派常暴烈，为社会所指摘，右派则矫为稳健，以博时誉”，[2] 文中突出革命阵营有所谓温和及激进之不同政治看法，然胡汉民在自传中仍强调其反袁立场，无法摆脱袁世凯议题。因此1911年12月26日的上海会议，在民初历史中便变成拥袁及反袁之争，而民国建立时有关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不同民主想像的矛盾，反而淹没于历史之中。③ 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支持内阁制最力的人是宋教仁，不过宋教仁是个革命实行派，他的共和国建立理论，主要来自章士钊。章士钊于辛亥前后留学英国，在《帝国日报》及《民立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有关内阁及政党政治的文章，宋教仁把上述文章收集成册，作为其政策之理论根据。[3] 事实上章士钊与革命党中的温和派关系较为密切，他之进入《民立报》亦由黄兴引荐，故说章士钊是当时革命温和派之理论代表人物，应无疑义。④ 章士钊之提倡内阁制，并非针对袁世凯，这点在1912年2月其于《民立报》上发表之《覆朱君德裳书》中说得十分清楚。朱德裳来信即提及中国历史人物“有帝王思想，无总统思想”，因此“大总统亲揽政权，总理一切，渐积所趋，即无异帝制自为”，故反对总统制。[4] 但章士钊对民主却深具信心，认为多数政治已成为世界共同趋势，“无论总统专制达于何点，而欲抹除立法一部，乃绝对的不可能”。章士钊以1912年初南京临时参议院之经验为例，当时仅只三十多位参议员，便已制衡得政府动弹不得，种种议案均无法通过，[5] 因此袁世凯的野心并不足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