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郑大华 郑大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摘自《浙江学刊》2007.1（原文约20000字） 严复与近代学科 王天根 王天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就现实与学理的关系而言，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学理的追求，又有对现实政治中救亡图存的反思。以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为界限，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可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宣布废除科举，严复侧重用狭义的进化论结合学科知识，探求西方富强之缘由。1905年前后君主立宪得到朝野呼应，严复在学理上将广义的进化论诠释为狭义的社会进化阶梯，从改良层面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艰难。在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的选择上，严复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及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是“不变”的一面。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西方学理成分，更有近代世变之亟的困境下实现民族救亡的思路。 摘自《清史研究》2007.1（原文约24000字）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朱浒 朱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对于中国近世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海外汉学中曾普遍将两者的对抗与冲突作为预设前提。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余新忠就曾指出，应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此次郑灾时期的情况则表明，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义赈机制，完全能够自发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在有着国家合法性认同的背景下超越乡土之外而开展赈灾行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援助了受困于郑州工程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地方精英的能动性及其构建的社会机制，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认识。 摘自《史学月刊》2007.2（原文约15000字） 晚清满汉关系与辛亥革命 朱东安 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革命党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制度。中华民国虽已建立，而作为清朝残余势力的北洋集团却仍继续统治着中国，直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才将其彻底肃清。究其原因，主要是那拉氏死后，清朝皇室拒绝立宪派参政和放逐袁世凯，从而导致立宪派的起而造反和袁世凯的背叛。而当时的革命军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致使这场革命最后归于失败，形成共和国名存实亡而封建王朝名亡实存的结局。 摘自《历史档案》2007.1（原文约12000字） 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新探 谭世宝/刘冉冉 谭世宝，刘冉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嘉庆年间，活跃于珠江口一带的张保仔海盗集团最终在香山县为清政府招安。香山之所以能够成为朝廷剿抚海盗的主要力量，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广东海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清政府此时加强前山寨驻军，既为有效管治居澳葡人，也为动用澳门葡人的武装力量，以夷制盗。而名义上已归化中国的澳葡为巩固自己的既得权益，也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国政府军队。以前山寨驻防为中心的海防力量在剿抚张保仔海盗集团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07.2（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