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为：在理论探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问题、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继续受到重视，市民社会、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展开了新的讨论。在方法和视角上，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从社会史角度考察政治问题继续盛行；在领域拓展上，乡村社会、社会团体的研究颇有新人耳目之感；在讨论热点上，清末新政、国民党组织体系、中共土地革命、中日关系、近代“三农”、民族主义、报刊文化等问题讨论较多而深入。 一、史学理论 关于坚持唯物史观问题。2006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就如何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如何应对新时期唯物史观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江蓝生指出，在历史新时期，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善于用发展着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善于对在长期深入探索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进行概括和升华，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向前进。朱佳木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今天面临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迎接唯心史观的挑战，与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时，要使这一斗争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要求，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队伍，扩大唯物史观的群众基础，促进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① 于沛提出，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分为“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进而提出唯物史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则适用于东方社会，以及唯物史观理论早期和晚期的“对立”，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有两种形式：即“依次演进”的和“跨越式”的，如果忽视了社会形态演进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或者将其与“依次演进”的道路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或曲解。② 王和认为，就整体的科学性与系统性而言，没有其他任何理论的价值可以和唯物史观相提并论。然而，唯物史观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地位下降，影响力减弱。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惟一途径，就是用能够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重新赢得史学工作者和广大青年学生的重视和信任。除此之外，任何空洞的指责与痛心疾首都无济于事。③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问题。黄凯峰认为，目前至少有三种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注意。一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二是“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三是影视创作领域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④ 邢贲思认为，历史剧有适当夸张和合理虚构并不违反真实性原则，但必须尊重历史的逻辑和必然性，不能把根本不可能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事件和人物，及其性格和行为等，强加给那个时代。历史学告诉我们：应当坚持唯物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历史人物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论功过。而有的历史剧则大肆渲染唯心史观，把帝王说成是真正的英雄，对各种人物、各种角色进行超越阶级关系的所谓“人性化处理”。历史学和历史剧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者都必须尊重历史。⑤ 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问题。朱英认为，使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概念不如使用“社会与国家”概念更为稳妥和合适，因为市民社会理论太过庞杂，又源于西方，不管怎样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总难免被批评为“舶来品”，甚至被指责为带有明显的某种价值取向和丧失研究主体性、创造性。另外，许多中国学者往往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严格区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概念上又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而“社会与国家”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可以纳入其中。⑥ 王笛对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界定，宣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是“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而并非“公共领域”。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哈贝马斯主要讨论社会和政治空间不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主要考察民众在这种空间中怎样从事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其如何与地方政治相联系，虽然没有直接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仍要解决物质的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为社会和政治空间的。⑦ 关于区域史的概念问题。王先明认为区域史并不仅仅是时空结构下的历史，不是研究主体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进行考察区域特性的一种方法或视野，其所研究的是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而近年来的所谓区域史研究，大多不过是研究的区域化取向而已。⑧ 张利民认为，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范围的历史，因此，研究者既要考虑环境对区域形成与演变的作用和影响，更要注重自然科学尚不能包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⑨ 关于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问题。黄国信等认为：这一理论之运用于社会史，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历史的“现场感”，从而得以重新解读历史文献；并且可以使我们保持对历史对象的“疏离感”，以免对研究对象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影响判断。⑩ 行龙认为，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有很多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因此，尽管最近2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借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种种理论，但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应该“优先与人类学对话”。(11) 二、晚清政治史 1.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研究 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王明前以三篇文章具体研究了苏州三县、常熟和江西的农村政治实情。在苏州三县，普遍推行了“轻租赋”的农业政策，特别是在执行“着佃交粮”时有意照顾佃农。具体操作中，为迅速恢复生产秩序，根据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采取“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在常熟县，乡官制度得到充分发挥，以乡官局代收地租粮米。其做法虽然也有与苏州三县相同的形式，但基本排斥业户自行收租交粮的权利，排斥了田凭政策的实施。这种做法尽管或许有利于发挥乡官的行政才干，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腐败，无论业佃，境遇都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化，甚至有所恶化。但其试图贯彻减租减赋政策，改良乡官局弊政的意向值得充分肯定。在江西，1853—1858年间试图改变旧的统治方式，以“照旧交粮纳税”为自然过渡形式。由于太平军将领留恋征贡方式的旧习惯，干扰了他们刷新传统地方行政的努力。其政治实践即使是不完善的，也仍然因其艰难的尝试和摆脱旧习惯的愿望，而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12) 贾熟村研究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指出，清政府因八旗兵、绿营兵屡战屡败而派出众多官员回籍办理团练、召募乡勇，粤勇随之产生。粤勇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武装。虽然粤勇没有出色的领袖人物，未能像湘勇成为湘军、淮勇成为淮军那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太平天国时期，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