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划分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子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张子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学界一直对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中缅北段界的划分持否定态度,通过对解密材料、薛氏奏疏、日记仔细的研读,并把中缅北段界的划分置于整个薛氏的交涉之中可以看出,作为洋务派的杰出代表,薛福成在谈判中全力维界,对中缅北段界的划分言纬不言经,正是其用心良苦的结果,应当给予客观地评价。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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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7)01—0108—04

      一

      近代的殖民主义发端于15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末期。17世纪中叶,英国人取代了其它殖民国家的地位,把印度变成英帝国亚洲霸权的支柱。

      征服印度后,英国从争夺中国市场及获取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来考虑中国的西南边疆,提出逆长江西进,贯通滇缅、印藏,连接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的对华贸易战略。1875年爆发马嘉理事件,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该条约规定:中英会商滇缅通商事宜,英印派员赴滇。这样为英国由缅甸进入云南,向长江上游发展,最终实现贯通印度与长江流域的设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实施这一设想,英国接连发动对缅甸的战争。在占据缅甸全境以后,因为统治不太巩固,害怕中国以“藩属”为由,插手缅甸,有稍让中国展拓边界之意。英外交部侍郎克蕾对此也表示英国愿将潞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为此负责与英部办理交涉的曾纪泽向清政府建议:“云南掌本系入贡中华之国,当英人果将潞江以东让我,似宜受之,将掸人南掌均留为属国,责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明告天下,方可防后患而固边圉。”[1](P78) 对北段界曾纪泽要求英政府不得过赤道以北24度线[2](P2)。曾纪泽认为英国侵缅,中国在八幕并没有设官,于是占之。现为保北界安全,使英勿近我界,要争八幕。“英久占南缅,今图其北,防法取也。泽意宜自腾越西出数十里,取八幕,据怒江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今英尚未取缅,倘能以口舌得八幕尤佳。署意尚同,泽即开谈”[3](卷61,P16)。曾纪泽甚至说:“请英以八幕为我之商埠。彼灭缅,我占八幕。彼保护缅,我保八幕。当英不允,我即具牍云:英占我朝贡之邦,我甚惜之,但不欲失和,俟后再论之,……彼平缅而我不认,不与议云南商务,彼惧有后患,或易就范”[3](卷61,P37)。

      清政府否定了曾纪泽拓界固圉的主张,“朝廷不勤远略,岂有派兵拓界之事?”[4](卷199,P19—20) 事实上对拓界一事,清政府自觉力不从心,况“自腾越城南三百五里至蛮允为滇界,由蛮允至缅之新街计二百八十五里,其间一百六十五里为野人界,向无管辖。”[4](卷199,P854) 中国放弃八幕导致北段界之领土无屏障可言。

      对滇缅边界划分,光绪帝特下谕:“界务重大,务须先期考订明确,不可稍有讹错。”强调必须考订明确山川走向后方能进行划界。

      1886年7月中英订立《缅甸条约》,关于中缅边界的划分问题,由于滇边情形不明,清政府决定延后解决,故条约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共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5](P485) 中英的交涉暂告段落,但中缅边界的勘划并未完成,新的交涉只是迟早的事情。

      此后英殖民者以印、缅殖民地为依托,企图单方面规定中缅边界走向,迨至1891年薛福成出任驻英公使,清政府被迫进行中缅边界问题的交涉。

      二

      《缅甸条款》签订之后,清政府的驻英使臣刘瑞芬在其任期内,没有继续同英国进行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而英国则有意拖延,一面加紧镇压边境地区人民的反抗,以巩固对缅甸的统治,一面派人以勘查中缅边界为名,进行边界拓展,侵占中国领土。1889年5月经丁宝桢特荐,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与李鸿章有同年进士之谊的薛湘之子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1891年1月,以“收利权于西国”为己任的薛福成离沪赴任。

      1894年3月1日下午3时,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的中英文本上签字。

      条约第四条规定:“今议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5](P577)

      有的学者认为,只言纬不言经是“文字的技术上则出现问题”[6];也有学者认为,“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在历史上是缅甸国境极北之界。因此,尖高山以北之地,本应属于中国,而条约竟划为瓯脱地,留待将来议定。这就为英国的入侵,留下空隙。”[7] 中缅界务专家张凤岐更明确指出:条款不言经度,暗伏英人向东入侵之机,是“片马问题发生之伏脉”[8](P88)。

      薛福成把中缅北段划分为未定界,究竟是功是过?通过对薛福成奏疏、日记的仔细研读,本文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整个谈判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薛氏全力维界、力求展拓的信心和勇气:

      薛福成在担任驻英使臣之前,对滇缅边界情况是不熟悉的。一方面为了使谈判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到任以后,大量地查阅有关中缅关系和中缅边境的文献资料,了解中缅边界的历史变迁,云南西南边境历代行政建制,疆域所至以及滇缅边境的部落归属和邻近邦国的情况。“惟恐稍涉含混,致滋将来流弊”。

      另一方面要洞悉边情,必须事先“预筹查探边情”,他建议请云贵总督王文韶选派人员分途侦察,如“南掌之存亡”,“掸人之强弱”,腾越边外之地势、民风等,“一一查询明确”,以备勘界时有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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