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2—096—04 关于钱玄同与经学的关系及对于近代经学的灭亡所起的作用，目前已为部分学者论及，如刘贵福《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6期）、徐立新《钱玄同：最后的经学及其历史转变》（《学海》2001年第3期）和笔者《钱玄同古史研究论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 经学发展到近代，由于外侮日迫，改变了宋学讲性命义理、汉学重训诂名物的局面，开始忧国救时，经世致用。但无论怎样折腾，都已气数殆尽。尽管康有为倡“托古改制”，对今文经学“任意涂抹”，给人们留下了尊孔的外表，但章太炎等则视儒学为先秦诸子之一派，比之道、墨等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这就将经学累积起来的神圣性剥落殆尽。事实是，经学在今文家坚持“六经”为孔子所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古文家坚持孔子于“六经”是“述而不作”，“孔子未生，天下已有六经”，孔子订经“不作经”[2] 的争论中走向终结。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所以，经学的终结首先应该是揭去蒙在孔子头上的神秘面纱，使孔子的偶像地位彻底动摇。 同其他学者一样，钱玄同也经受了封建思想的教育，对经学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独到的研究。不同的是，他生逢今古两派的由盛到衰期，且先后师从古文派的章太炎和今文派的崔适，其经学思想的发展跌宕起伏，有时重古抑今，存时重今抑古，直至最后洞悉两派，不泥家法，超然今古。 钱玄同最早信奉的是今文经学，14岁（1901年）时读清朝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言《春秋》之书，“深信《公羊》最得经义，《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3]。此时钱玄同尊《公羊》而黜《左氏》，信今文而疑古文。1908年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周作人等一起从章太炎学《说文》、《尔雅义疏》、《庄子》、《楚辞》等，这不仅坚定了他反清革命的决心，而且又奠定了他的古文基础。此时的钱玄同虽转而信古文，但并未完全排斥今文。1909年，钱玄同细读刘逢禄、龚自珍二人之书，思想又发生了转变，对古文经表示怀疑，始“背师”章太炎“而宗今文家言”，“但那时唯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4]。1911年2月，钱玄同请业于今文学的殿军崔适，读其《史记探源》等，思想大受影响，认为《史记探源》为一“伟书”。与此同时，他又读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此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而专宗今文。 经今古文学之争，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其激烈程度不下于清末维新派与顽固派之争、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创深痛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空前高涨。与此相适应，晚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保皇派的对立迅速激化，排满革命的风潮洪波迭起。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精通古籍经史，走出了乾嘉学派训诂名物的局限，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并借以为反清革命服务，于是创办《国粹学报》，大倡古文经学，痛诋今文，批驳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钱玄同生逢其时，自然受到今古两派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在今古两派之间跌宕起伏。到了1917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狂飙，钱玄同的思想又有所转变，由于他兼通今古文，所以能洞悉两派的是非，而处于一种超然的立场，于是更进一步，摆脱了几千年来的门户之见，不泥家法，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 跳出圈子的钱玄同，对经今古文学的看法就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对于清代的今古文经学，钱玄同评价说：“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集中国两千年来经学派别之大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他们两个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康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重训诂名物。……在过去学者，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决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关于章、康两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由他们的两句话中看出来。康氏在他的《孔子改制考》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至于太炎先生，在他的《原经》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5] 钱玄同不止一次地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形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6] 现在看来，钱玄同的这些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正因为如此，钱玄同说他“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5]。钱玄同的认识和看法，是对近代今古文及今古文家研究方法的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它启迪了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经学的思想，开创了近代史学的疑辨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