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各界都感到极严重的威胁，感到日本欲独霸中国的咄咄逼人的野心。但人们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最终选择了屈辱求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军人虽提过不惜以一战拒绝日本，但并未真正付诸行动）；① 国内知识界、商界等一度掀起排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进行了自发的抗争；② 孙中山革命党人内部此时分裂为不同派别，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一派表示将抵御外侮置于优先地位，“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居正、陈其美等却“对于此事，默不一言”，认为根本问题不解决，以在野之身表示抗议于事无补，号召党人应先“急速去袁”。③ 而堪称中国新式知识界的精英、将在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此时的表现和反应又是如何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④ 一、李大钊：“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 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即使不是20世纪中国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最茫然不知所措的一个时期，孙中山民主共和革命的理想昙花一现之后，即屡遭挫败，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似乎已走到尽头，新的救国之路在何方？还没有人能够作出回答。恰在此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空前苛刻的“二十一条”，中国人感到了新的灭顶之灾来临前的恐惧，但这残败贫弱的国家，该如何应对？这时还属于分散的、立志救国却无从救起的新式知识精英作出了不尽一致的反应，提出了自己朦胧而初步的救国主张，但这些答案相对于万分艰巨的救国重任而言，还是显得太肤浅幼稚了。 这一年，蔡元培47岁，在法国；陈独秀36岁，在日本；李大钊26岁，在日本；胡适24岁，在美国。 在这些人当中，对“二十一条”事件作出最直接、最激烈反应的是李大钊。与蔡元培、陈独秀等参加过反清、反袁的革命家不同，此时的李大钊还只能算是一个刚露头角的青年志士，虽有充沛的爱国激情与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志向，但其政治见解和政治觉悟都还处于尚不成熟、更不稳定的状态，1907—1913年，也即他18—24岁的一段，他在袁世凯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6年，交游的圈子主要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及北洋法政学会，并且常常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批评革命党人。1914年初，他到日本留学，9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在日本因投书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结识章士钊，从而接触到大批革命党人，他的社会关系、政治见解才开始发生至关重要的变化，开始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表示不满（但彻底转向反袁是在1915年下半年之后）。因此，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对于事件的反应，就与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带有明显的对袁世凯政权还抱有幻想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的痕迹。同时，也受到了站在黄兴派立场的章士钊的影响（即“停止内争，一致对外”）。⑤ 1915年2月11日下午，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3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反对“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与，并以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的名义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8月在《甲寅》杂志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以沉痛的笔调，揭露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1915年“二十一条”对中国日益猖獗的侵略，意在唤起国人挽救国家民族的觉悟，不要忘了救国的责任，但国人应如何救国呢？李大钊开出的是这样的药方：“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虽亡国杀身，亦可告无罪于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之灵也。”[1]119 李大钊提出国民要“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要“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说明他对袁世凯北京政府还抱有某些幻想，以为人民还可以在这样的政府之下，一致奋起，各尽天职，挽狂澜于既倒。但“最后之决行”何指？国民究竟如何奋起，如何尽其天职，是武力抵抗，还是经济绝交，民众是否应该组织起来，抵抗强敌，拯救国家，究竟应从何处着手？李大钊并未提出具体可行的主张，实际上，李大钊这时还未找到救国的答案。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签字之后，李大钊在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对于政府仍是相当体谅和宽容的，他说：“弱国外交，断无不失败之理，吾人今欲论政府办理此次交涉之失败与否，惟问其失败之程度如何。然国家根本之实力，既脆弱不足以自支，吾人亦何敢侥幸于外交当局一时比较之胜利，……故对于政府，诚不愿加以厚责，但望政府之对于国民，亦勿庸其欺饰。盖时至今日，国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谋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为诿过，互相归咎，后此救亡之至计，端视政府与国民之协力。”他写此文的目的，“亦欲促政府之反省，奋国民之努力而已。”[2]131 所谓政府之反省，李大钊指的是：“政府果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计，回复真正民意机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征兵制度，生聚训练，以图复此深仇奇辱。”[2]134 此处李大钊对袁世凯政府有所批评，包括“复古”、“弃民”、操纵“民意机关”等等，但李大钊是在认同现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提出这些批评的，希望这个政府能痛定思痛，从此改弦更张，担负起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