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3—0051—08 中韩两国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渊源。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成为中韩两国的共同敌人。1910年日本悍然并吞韩国，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成为波澜壮阔的“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韩国来华流亡人士关心、支持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中国革命党人则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韩国志士以积极的帮助。有关事迹，将成为中韩关系史上的佳话，世代永传。 一 辛亥革命前后 近代以来，中韩两国国势不振，两国的爱国志士很早就有交往。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结识朝鲜开化派人士朴泳孝等人。1900年、1902年，孙中山在神户两次与朴泳孝交谈[1]。当时，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菲律宾等国志士在东京成立东亚青年协会，孙中山支持这一组织，常和朴泳孝等人一起研讨远东各种问题，尤其关心朝鲜命运。孙、朴等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友谊。从那时起，这位具有渊博学问及辽阔胸襟的中国人，便成为这些朝鲜移民的谨慎、忠诚及正直的顾问”①。1906年4月，《民报》第3期选载《韩日保护条约缔结之颠末》一文，揭露日本在韩国设置统监府，强迫朝鲜接受“保护”的真相。1907年，日本人幸德秋水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主旨，中国革命党人章炳麟、张继、苏曼殊，韩国赵素昂，及印度、菲律宾等国爱国者参加[2](p243)。1909年， 韩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民吁报》及同盟会系统的报刊都曾报道，予以同情和支持。 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韩日协约》，公然并吞韩国，这对中国革命党人犹如当头棒喝。孙中山发出“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的惊呼[3](p486)。同盟会会员石瑛致函吴稚晖，建议“当乘此时各处报纸登载高丽灭亡事迹，竭力鼓动学界人心”[4]。当时不少革命报刊都本着这一精神发表文章，借以推进革命。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又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韩国灭亡后，不少韩国志士流亡中国东北，企图以之作为反日复国的基地。在广州的金丸斋自愿为中国革命党人保存文件，传递消息[5](p37～544)。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韩国志士感到极大振奋，纷纷到南京、上海等地，或考察，或实际支持并参加中国革命，两国志士之间的联系因而更加密切。同年12月，韩国忠清北道志士申圭植到上海，继至南京，先后会见同盟会员徐血儿、陈其美、宋教仁、戴季陶、黄兴、孙中山、柳亚子等人。在此期间，申圭植改名申柽，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革命党人中的一员。[6](p72) 申圭植与其他韩国志士于1912年初到南京，向南京临时政府捐款，表示支持。在致陆军总长黄兴书中，申圭植等阐述朝鲜的“民族精神”，要求得到中国革命党人援助。申并向黄兴献诗，勉励黄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内除民贼，外歼强寇。黄兴在复函中表示：“永远协助韩国人，使之迅速成功，共享自由幸福。”[7] 申圭植还经宋教仁引见，会见孙中山。其《祝孙总统》诗云：“共和新日月，重辟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可能即是会见之后的作品。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孙的谈吐、风度都给申留下深刻印象，以致申激动地喊出：“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8] 同年9月，孙中山发表演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谴责日本对韩国的侵略：“日本之于高丽，牛马视之。日本虽强，高丽人乃日即于苦痛，无丝毫利益之可言。”[9](p430) 1913年初，孙中山访问日本，与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会谈，当面批评日本“乘战胜之势，举朝鲜而有之”的不义行为，力劝日本贯彻“大亚细亚主义精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10](p496)。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出任上海都督，积极支持韩国在华志士。他向申圭植表示：“敝国虽云革命成功，前清积弊成痼，内政外交，国几不国，如非从根本上涤革其污浊，则所谓成功者，便同镜花水月而已。”他要求“友邦同志，始终协助努力进行”。陈特别向申表达对韩国独立的关注，自称：“生平以扶倾救弱为职志，故常以爱敝国之心爱贵国，以忧中国之心忧韩国。不仅贵国也，每念安南、印度，若痛在己，似属侈谈，实出良心。至于贵国事，尤为切肌。”他曾在韩国在沪志士会上发表演说，勉励韩国志士努力奋斗。他说：“谁谓秦无人，三韩光复，实今日满堂诸同志负之。”他表示将“随诸君子之后，帮助其万一”。在中国革命党人中，陈其美与申圭植“过从最久”，帮助最多，被申认为是“最知我最热心于吾侪前途者”。[11](p59～60)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申圭植第一个到寓所悼念，抚尸痛哭。 中国革命党人中另一个与申圭植关系密切的是戴季陶。 二人结识的时间约在1912年3月。当月28日，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得到申圭植倾力资助， 申并有《赠天仇》一诗发表于该报，中有“握手悠悠无限感，千波万壑是前途”之句，使戴深为感动。不久，申圭植即出任《民权报》经理。 为了团结韩国来华志士共同进行抗日复国斗争，申圭植于1912年7月4日与朴殷植、金奎植等在上海成立同济社。其后，申圭植又倡议“中韩共进，改造新亚”，成立新亚同济社，国民党人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吴铁城、吕志伊、张静江、陈果夫等参加。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 申圭植绝食三日，以表沉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