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至1902年间，章太炎、梁启超对中国史学潜心探究，拟具“史目”，写出《新史学》。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关心史学？他们准备对史学怎样改造？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反映在学术上有何异同？对他们学术上的异同和政治上的关系如何评价？这是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 一 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率先主张“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的是章太炎①。他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推见至隐”，“引古鉴今”。在所撰论文里也指出中国应“发奋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②，对维新变法表示赞同。 章太炎自称：“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治典礼而已。”③ 早年撰有《春秋左传读》，宗古文经学，服膺清代复兴古文经学的顾炎武，以为顾氏精研经史，“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④，从而“寻理旧籍”，引古鉴今。 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展开，章太炎思想有重大转变，他在手校的《訄书》中，增加了《尊史》、《征七略》、《焚书》、《哀清史》等论史之文。在流亡日本时，也接触到东、西方书籍。到1902年，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史学理论，并“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这年7月29日，他在写给吴君遂的信中说：“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此五家者，史之弁旃也，犹有此失。吾侪高掌远跖，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⑤对中国史学名家司马迁（太史）、班固（孟坚）、孔颖达（冲远）、陈寿（承祚）、郑樵（渔仲）诸家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寻求“进化之理”，以“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廓氏，廓模德；斯氏，斯宾塞尔；葛氏，葛通哥斯（吉丁斯）。可知，他在流亡日本期间，也曾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接着，章太炎于8月8日又《致吴君遂书》：“史事前已略陈，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此发现。赤帝师蝥，犹无所吝，况二儒之彰彰者乎？斯论一出，半开党必谓我迂，亦不避也。麟家实斋，与东原最相恶，然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⑧ 定宇，惠栋；东原，戴震。他们是清代乾嘉时期吴派、 皖派的奠基者。实斋，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信中盛赞戴震之学“弥仑万有”，在他拟撰的《中国通史》中对此也有踪迹可寻。 《中国通史》并未完卷，但从他给友人的信和其他撰著中还是可以探知梗概： 首先，《中国通史目录》曾于1902年上半年拟出，录如下：（1 ）五表：帝王表（以朴略时代、人文时代、发达时代、衰微时代概括之）；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2）十二志（志名，或病其旧，拟取《逸周书》篇题名号， 改命曰解，俟商）：种族志、民宅志（此与方舆表不同者，彼略记沿革，此因山川防塞，以明社会风俗之殊异，故不得不分为二）、食货志、工艺志、文言志、宗教志、学术志、礼俗志（除祭礼入宗教）、章服志、法令志、沟洫志、兵志。此十二志，每志约须分四五卷。（3）十记：革命记、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 党锢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4）八考纪：秦始皇考纪、汉武帝考纪、王莽考纪、宋武帝考纪、唐太宗考纪、元太祖考纪、明太祖考纪、清三帝考纪。（5）二十七别录：管商萧诸葛别录、李斯别录、 董（仲舒）公孙（弘）张（汤）别录、刘歆别录、崔（浩）苏（绰）王（安石）别录、孔老墨韩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其余学者皆详学术志，此数人事迹较多，故列此两传）、许（衡）魏（象枢）汤（斌）李（光地）别录、顾黄王颜别录、盖（宽饶）傅（干）曾（静）别录、辛（弃疾）张（世杰）金（声桓）别录、郑（成功）张（煌言）别录、多尔衮别录、张（廷玉）鄂（尔泰）别录、曾李别录、杨（雄）廋（信）钱（谦益）别录、孔（融）李（绂）别录、洪（秀全）别录（此或入纪，俟商）、康有为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刺客别录、会党别录、逸民别录、方技别录、畴人别录。 此目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注明撰于“壬寅六月”⑦。此后，章太炎1904年在日本重印的《訄书》第五十九卷《哀清史》后面所附《中国通史目录》与此略同。但还有改动，如“志”改为“典”。其中“沟洫志”改为“浚筑典”，“兵志”改为“兵备典”。“考纪”中增加洪秀全本纪。“别录”则删去刘歆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洪（秀全）别录，增加王猛别录，并改杨（雄）廋（信）钱（谦益）别录为杨（雄）颜（之推）钱（谦益）别录。其余相同。 尽管它因袭旧史表、志、纪、传体例，但内容有变化。如文儒表为五表之一，表明对文儒的重视；十二志中又有学术志，还有种族志；十纪中有革命纪、秦帝纪、胡寇纪、光复纪，都为前史所未有。这点后文还将论及。 其次，《訄书》的《哀清史》还附有《中国通史略例》。除简述旧有史籍得失外，又说：“西方于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提到“西方于史”、“西方言社会学”，可知他写《中国通史》是考虑到中国史书的体裁和吸取西方社会学说后拟订的。这时，他还为上海广智书局翻译了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