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5—0146—08 马叙伦亲历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两次新旧之争。如果说在第一次新旧之争中更多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在随后而来的第二次新旧之争中，由于他在北大的地位日益重要，卷入已是不可避免。对于这一阶段北大的新旧之争，前辈学者已有过一些研究，本文主要考察马叙伦在这场论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由此管窥新旧思想、学术论争等因素对民国初年教育界的影响。 一 所谓“新旧之争”本为文学上的争论，实际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①。第一次新旧之争主要局限于北大内部，表面上看是骈文和散文之争，而实质则“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②。论争的结果是北大文科里桐城派的衰落和章门弟子的崛起③。但章门弟子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如下三派：“一派是守旧派，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他们刚进北大立足未稳时，面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出于夺取领导权的需要，彼此尚能采取“一致立场”。④ 一旦胜利来临，分裂乃是意中之事。 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1916年底抵达北京，次年1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随着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等经常在《新青年》上撰稿，赞成新文化的学者也纷纷进入北大任教。这批学者到来后，与章门弟子中的“开新派”钱玄同等人相结合，形成了一股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⑤ 而章太炎门下的守旧派黄侃等人则与其先前攻击的对象桐城派一样，同处于被批判的位置，分别被称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关于这一时期北大的新旧之争，据蔡元培晚年回忆：“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引者，下同）、周岂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⑥ 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相号召，任新旧两派并存。⑦ 新文学及新思想的传播引起旧派学者的反对，遂再次出现新旧两派对立的态势。⑧ 据蒋梦麟观察：“新派竭力提倡思想文学之革新。旧派恐国学之沦亡，竭力以保存国粹为事。于是新旧两派作思想学术之竞争”，而北大则成为“竞争的中心点”。⑨ 1918年11月13日，章太炎致函吴承仕称：“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黄侃）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⑩ 这从另一角度描述了民国初年北大新旧之争的过程。 在此背景下，任教于北大哲学门同时担任哲学、国文两研究所导师的马叙伦亦无法置身事外。进入北大后，马叙伦颇受学生们的欢迎。1915年底，为了抗议袁世凯称帝，他与汤尔和、邵裴子等人一道辞职南下，临行前哲学门学生曾特地举行集会送行。文科学长夏锡祺另请一位学者接替他的功课，因学识不高，不久即为学生所撵。(11) 胡适进入北大后，与马叙伦同在哲学系任教，甚至还担任过同一门功课。当时马叙伦受学生欢迎程度之高，留美博士出身的胡适初到北大时亦不免相形见绌。据北大早期学生毛子水回忆： 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在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借以解围。(12)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胡适在学生中的声望直线上升。从1917年底北大哲学门研究所选课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共开设“希腊哲学”、“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逻辑学史”（章士钊）、“中国名学钩沉”（胡适）、“近世心理学史”（陈大齐）、“儒家玄学”（陈汉章）、“二程学说”（马叙伦）、“心理学身心之关系”（韩述祖）、“社会哲学史”（陶孟和）、“唯心论”（林损）等11个研究科目，报名的学生（“研究员”）共十七人（主要是哲学门三年级学生及毕业生，另有国文门及法科学生各一人，每人可以同时选修多个科目）。“伦理学史”和“唯心论”两个科目无人问津，最受冷落；而最受欢迎的是章士钊的“逻辑学史”、胡适的“中国名学钩沉”、马叙伦的“二程学说”等三门，各有八人选修。(13) 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马叙伦在北大哲学系仍属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随着新旧之争的激化，马叙伦逐渐面临一些挑战。正如当时不少学生嘲笑胡适“胆大脸厚”一样(14)，支持新派的学生中也开始出现批评马叙伦的声音。陈嘉蔼在晚年回忆中仍称：马叙伦讲授“宋学”，“反反复复，刺刺不休，竟不能说明其道理。不特学生不能明白，马先生亦不能自圆其说”；讲授《庄子》则“常常引用佛理，作附会解释，艰深矫揉，至难索解。我们都不感兴趣”。(15) 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的创刊号上的《出版界评》一文中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极为推崇，而对马叙伦（《庄子札记》）、蒋维乔两人的著作则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褒贬之间反差极其明显。在一一举出他认为的《庄子札记》一书存在的不足之处后，傅斯年总结称：“以效仿魏晋文词论，则先生（指马叙伦）道诚高矣，然而非所以语哲理也。”(16) 文中所用言辞颇为激烈，以致引起旁观者梁漱溟的强烈不满。(17) 陈嘉蔼、傅斯年均为北大早期学生里拥护胡适最力者，他们的批评或不免带有偏见，但至少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学生的看法。尚未到北大任教的鲁迅看过该刊后，致信许寿裳，对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文章大加赞赏。(18) 马叙伦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学生，还来自于革新阵营里的同事。1918年10月7日起，马叙伦所著《读书小记》开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 12月11日，钱玄同在致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信后，附有其所作的《读书小记补》八则。(20) 这些文字里钱氏极尽滑稽之能事，初读时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以为只是一般友朋间的调侃之辞。参阅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马叙伦所著的《读书小记》及钱玄同此后对马叙伦的另外一些批评(21)，方知这些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钱玄同似乎是在通过模仿马叙论《读书小记》的笔法来对他加以揶揄。当然，来自同事的这种批评主要还是限于密友间的私下议论，当时很少公开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