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

——以茅原华山为例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日本 京都 606—8501。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李大钊早期著作充满着复杂性和神秘性。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来试图阐明他早期思想的特色及来源。笔者经过考察发现,对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产生最大最直接影响的是日本评论家茅原华山的一系列著作。更具体地说,以《青春》为代表的李大钊著作所表现出的时间观、历史观、文明观,是直接受了茅原华山的《悲壮精神》、《人类生活史》及其主办的《第三帝国》杂志的影响。李大钊早期著作所具有的茫漠及难解,也只是所依据的茅原华山著作的茫漠性及难解性的反映。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茅原华山的奇异交错,给我们分析中国1910年代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暗示,即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卷入到同时代的世界思潮中,并与世界思潮紧紧结合在一起。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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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 (2007)03—0141—09

      1918年7月,当时在北京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仿效列宁”的问题。蔡和森说:

      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山(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②

      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由于有关革命的消息主要来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因此报道很不准确,有时甚至是混乱和矛盾的。当然,列宁的经历以及他的革命思想也还没有正式传入中国。这一情况从蔡和森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封信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③

      很明显,这里的列宁是为“大体之功利”不择手段的革命领袖,换句话说,蔡和森把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古代墨子的功利主义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如此说,前面一封信中的“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自然也得相应地打折扣,不能简单地解释成“这就明确表示了要走列宁的道路,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蔡和森信中的“仿效列宁”问题,除了这种极为复杂的列宁形象问题以外,还让人产生另一个比较单纯的疑问:那个与列宁并称的“茅原华山”究竟是何人?能与列宁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起被蔡和森指名赞扬,说明茅原华山绝非普通人,并且当时的进步中国青年对此人应当相当熟悉。但长期以来,茅原华山对蔡和森以及同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却好像是一个谜。就是说,过去的蔡和森研究引用上述信件时,不是给茅原华山加“提倡贤人政治的”这样一个来源不明的形容词,就是索性把“列宁与茅原华山”的后一半(即“与茅原华山”部分)删掉了事。

      其实,茅原华山对191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止于蔡和森一人,我们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当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总的说来,在整个1910年代,虽然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以1915年的“二十一条要求”为分水岭走上了从共存到对立的道路,但清末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这一条潜伏的主流一刻也没有断绝过。一直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日本知识界给中国的知识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本文行论的顺序,首先是探讨日本文明评论家茅原华山和李大钊之间的思想关系,并通过这一探讨来验证1910年代中日两国言论界的相互关联性。

      一、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复杂性

      从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人们往往以1919年的先驱性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界,把李大钊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前期思想,第二阶段为后期思想。这种划分在学术上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在理解李大钊的整体思想的时候,它就成了人为设定的障碍,导致人们难以理解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脉络。关于李大钊的思想已有很多先行研究。其中,关于他具有激进民主主义色彩的早期思想是如何到达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过程,其解释真可谓汗牛充栋。诸说的分歧虽然很大,但1916年9月李大钊第一次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代表其早期思想,并通过这一论文得以完成他的思想骨架的见解,几乎成了共同的认识。[2] 他的思想偶尔会显出一种晦涩性及神秘性,《青春》正可谓是把这种复杂的思维方法复杂并难解地反映出来的代表作。在这一点上诸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青春》从对宇宙的无限性和流转性的认识论出发,认为贯穿人类和历史全过程的生命的循环才是无穷的青春。并且向青年们呼吁,一切事物的死必然伴随着再生,衰老将死的中华也会因这无穷的青春迎来并也必须迎来回天再造之时。当时正处于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的帝制之梦,人们在摸索袁死后的中国应走何种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文章以《新青年》为舞台来讴歌以无限的青春达到中华复活再生的问题,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同感。

      在中国李大钊思想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吕明的、许全兴及朱成甲的专著都论及《青春》,把《青春》中主张的宇宙循环论、文明循环论看作“青春思想”,认定它们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重要内容。[3] 其实,《青春》以及他的“青春思想”,由于其中隐含着许多难以解说、解读的哲学因素,正确理解它的含意十分困难。针对这一情况,中国著名学者朱成甲教授曾做过这样的评论:

      《青春》一文的基本思想,长期来人们并没有深刻准确地给以把握。人们在对某些观点词句加以引用的时候,往往离开它的总体思想而望文生义地流于文学化或表面化,这就很难深入地把握它的哲学内涵。④

      正如这个评论所指出的,《青春》隐含着难以形容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关于《青春》的哲学性质也有诸多解释。如黑格尔(Hegel)一类的绝对观念论、爱默生(R.W.Emerson,美国哲学家)的超越论哲学、柏格森(A.Bergson)的创化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论、天人合一论的传统思想,或者是这些思想的复合体等等。 ⑤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李大钊的《青春》添加新的哲学解释,而是围绕本文的重点——中日言论界中存在的文明论、宇宙论、时间论的关系来探讨李大钊《青春》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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