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7）02—0122—04 “文言”的概念，是中国古代雅文学一个庞杂的经验式书面体系的集合，难以精确定义。并且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甚至在其内部还包括了许多相异与冲突文学语言的实践，如古文与骈文。晚清以降，在现代媒介基础上产生的“报章体”，代表了近代以来文言发展的趋势。如同麦克卢汉在现代媒介研究中认为，新的媒介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它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世界”[1](P7)。“报章体”的文言表达，以载体的现代传媒形式，带来了创作主体身份的调适、文学传播的市场化、阅读群体的扩大、俗文学的兴起等变化，促使文言发展形成了清末民初浅近文言的种种特质。 一 文言发展到晚清时期，与报章体共时性存在，最值得关注的“文”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一是八股文与科举制的废除；一是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古文占据的统治地位。二者对于当时文言书写的面貌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的时代”[2](P39)。 从明代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就成了专用文体，内容是不离《四书》的代圣贤立言，形式上必须写成“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到了晚清，在改良主义的思潮下，将颓败的国势与八股文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废科举、兴学校”成为一种士大夫普遍的改良共识。1905年，中国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科举取士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科举制的废除、八股文的逝去在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影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和诸多领域。简而言之，一方面“学”、“仕”合一的传统终结了，读书人不再会有“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为新思潮的引进扫清了障碍，促进了现代意义上各类学科的兴起。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边缘化，预示了中国数千年士大夫阶层终结的命运。反映在“文”上，必将造成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文”与“道”既有意识形态关系的模糊，在缺乏如科举这样的制度性依托下，文言将逐渐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 关于桐城派古文，它集中国古代文论之大成，是在晚清古文中占有正宗和统治地位的流派。它笼罩和影响了这一时期整个古文创作的面貌，其深层文学观念是道统文学观的典型代表——力图以孔孟程朱的“道统”融合韩柳欧苏的“文统”。不少论者都罗列过晚清时桐城派古文的“负面影响”，从而后见之明地说明桐城派古文的“腐朽性”。其实，晚清时期的桐城古文经过曾国藩改造与努力，确切说仍有着生命力，并极力与社会保持同步的发展，甚至在特定时期中用来翻译西方小说。桐城派古文一直得以延续发展，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才在“桐城谬种”恶谥下遭受到迎面打击，成为历史的名词。因此，并不像某些论者的看法，在清末民初时期，报章体面对桐城派古文时，是绝对对立之下的摧枯拉朽。实际上，其时报章体文言与“桐城派”古文同时存在，二者都没有一统天下。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不同的载体，新文体更多出现于具有现代传媒意义的报刊杂志，它所引起的舆论关注与轰动是远非“桐城派”古文能比拟的。 二 早期的中文报刊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如1815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创办了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查世俗每月统纪传》，后来有较大影响的如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1874年由《中国教会新报》改名的《万国公报》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报刊中语言的使用已有新的特点。如《申报》创刊伊始，报刊用语要求即为“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皆能通晓者”[3]。 在戊戌变法之前，具有初步维新变革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办报，一般认为国内第一张报纸是在1873年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王韬在1874年于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早期中国报刊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在早期报纸实践的基础上，已有人对文言提出了新的看法，把矛头直接指向其时正统的桐城派古文。王韬认为：“知文章所贵乎在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敢谢不敏。”[4](P1) 冯桂芬认为：“顾独不信义法之说。窃谓文者，所以载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具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有能理而董之，阐而明之，探其奥赜，发其精英，斯谓之佳文。”[5](P399) 后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报章体”基础上发展成为“新文体”，即在一定程度上顺延和提升了这些观念和实践。 戊戌变法时期，随着改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报章的兴起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事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与它们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城市，打破了外报在华出版的优势，它积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6](P539) 相应地，以“开民智”和启蒙宣传为目的的报刊，其巨大社会功能已经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的重视——“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智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7] 于是，我们看到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带来政权的频繁转换与动荡中，报刊媒介的发展在政治缝隙中可能有更多的弹性空间，更容易在公共领域形成有力量的话语权，甚至一度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标。 对于晚清时期的报刊，研究者多注意这一浪潮中的民间力量参与，特别是在野改良派的倡导。近年来在清末民初文学方面，研究者多重视文本的制造方式和传播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似乎也加深了对报刊就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这一印象。如李怡认为：“报纸特别是非官方的报纸的问世，一般被视作是消解传统专制权威，建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报纸常常充当着公共利益的监察者，而报刊言论也自然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权利与意愿。报刊文体的写作既不是为了‘上书’，也主要不是为了文人间的学问交谊，它第一次使得我们的文章必须面对普通的读者，这样的写作必然是‘务实’的，也必然是表述自然而有说服力的。”[8] 在这种描述中，当然包含有客观的情况，但似乎又给人这样的感觉——晚清报刊就是民间倡导的产物，但是语言文字的变革发展仅通过民间就能完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