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1—0049—07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基督教传教士以渗透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以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授了一些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据不完全统计，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进入中国内地，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布并厉行《防范外夷规条》，禁传天主教。这近二百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著译约有370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约占120种左右。最突出的是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光学、解剖学、逻辑学、实验仪器，以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兵器等技术，还有哲学、音乐、绘画、历史方面的知识。西方文化的输入给中国人送来了一线科学文化曙光，但随着清政府的禁教与闭关政策，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中断，致使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因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未能及时传入中国，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与西方的差距愈拉愈大，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知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对于近代西方文化东渐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大都偏重于对西方人文文化亦或政治文化东渐过程的研究，而对于西方科学文化东渐过程的探讨却十分薄弱。本文就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就教诸方家指正。 一 “采西学”说 耶稣会士传播的西方学术，不但有欧洲古典科技知识，还有近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尽管传教士宥于宗教的目的所限，不可能完整和准确地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科学，但仅就介绍的内容看，这些西方学术属于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学术体系，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中国的思想界。最早觉悟的是一批经世派人物。如林则徐先后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澳门新闻纸》（又选辑为《澳门月报》）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又如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不断搜集资料，1844年扩编为60卷，1847年则汇成百卷本巨著。魏源在扩编《海国图志》的过程中，不但辑录和引用中国历代史志有关域外著述，而且对明清之际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外人的中文著述也十分注意。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贸易通志》、美国传教士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培端的《地球推方图说》、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英国人小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英美传教士合作创办的《每月统计传》、佚名《万国地理全图集》等。正是这些大量的外人输华中文著述，使魏源的《海国图志》比较准确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史地沿革，疆域大小、政教风俗、物产制造、科技教育、交通贸易等方面的知识。 在早期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解读中，最具影响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留给后人许多学术著作，如《说文解字段注考证》、《使粤行记》、《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和《丈田绘图章程》等。但他在53岁写的《校邠庐抗议》在社会上影响最大。 《校邠庐抗议》共42篇，分为卷上和卷下两部分，其内容无不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提出的见解。其中《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以及后来被人们收入到附录部分的《借兵俄法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等篇，是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代表作。冯桂芬已经意识到，何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的中华，如今竟然受制于俄、英、法、美四国之下呢？冯桂芬认为，这种“不如”是必须直面的客观存在，“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由此在《制洋器议》中提出“不如夷”说，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以及“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1](p198) 冯桂芬开始将西方的文化作为儒家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学问体系，明确提出了“西学”这一概念。他在《采西学议》篇中说：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先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肆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学，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p209～210) 冯桂芬对西学的认知，实际上已经上升到对西方文化加以肯定的层面。在他看来，西方船坚炮利现象的背后，是浑厚的科学传统作支撑。他特别强调学习算学的意义，认为是西方科学技术中的一门基础学科。 上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早期经世派人物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解读，表现了他们对西方近代实用科学的接纳和务实作风。但无论是魏源，还是冯桂芬等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或许是为了救弊，或许是为了补偏，就当时他们的思想而言，都无意从根本上对封建政治制度加以改变，也不可能提出效法西方政治制度的明确建议。对于中学（道德文化）与西学（科学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只能是“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本西辅”表述。[1](p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