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山文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蒙作用

作 者:

作者简介:
尹绪忠,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广东 中山 528403)。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政治启蒙即在人们的思想上民主和自由开始取代专制和愚昧的过程。香山文化有很多特殊因素,其中澳门、华侨、买办及辛亥革命等在推翻中国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先导作用。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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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5—0144—06

      政治发展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权力的正向演变,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特指民主共和逐步取代封建专制的历史。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开端,近代中国真正的政治转折则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明朝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登陆中国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次次遭遇多元化思潮的震撼和冲击,尤其是1840年至1911年的70年间,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穷尽皓首,上下求索,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为政治思想的启蒙提供了借鉴和选择,为政治斗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政治思想的启蒙是政治权力正向演变的前提条件。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政治权力更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进的政治理念——“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研究香山文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蒙作用,旨在窥斑见豹,抛砖引玉,进一步重视香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一、香山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而后来居上

      香山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嫁接的产物,是民主、自由、法制等现代政治的精髓在皇帝脚下落地生根、栩栩成长的橄榄树。香山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宋元时期,香山文化渐渐成型,“浮”出水面。清朝末年及民国时期,香山文化才扶摇直上,光芒四射。

      香山文化是后来者。从时间上看,岭南文化的兴起远在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和湖湘文化等中原文化之后。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岭南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仅2200多年。而在岭南文化版图内部,香山文化也晚于八桂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从地理上看,香山在远古是一片汪洋。15世纪初,香山仍然还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① 757年,朝廷在香山岛设地方行政单位文顺乡,驻地濠潭设戍边军事单位香山镇,说明香山有文字记载的行政管辖史迄今不超过1500年的时间。按照皇权建县为治,香山的历史则只有800多年。1152年, 朝廷将南海、番禺、新会和东莞四县各划出一部分,设香山县。因此,香山文化的中心是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波及周边的南海、番禺、新会和东莞的一部分。

      香山文化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非主流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岭南文化的源泉。岭南文化总体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依托,但它是土著古越文化和南迁的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融合而成的新型文化,既传承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又变异与发展了儒家文化。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岭南文化的最新缩影。[1] 地理位置决定了岭南文化的“靠边站”地位。岭南位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心之国”的最南端,北边横亘着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隔断了中原主流文化进入的通道,使岭南成为当时封建统治下的非主流文化区之一。居住的人口决定了岭南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古代岭南地区是百越族聚居之所,原居民很少。由于交通、语言、气候、饮食等原因,百越人不愿北上中原赴长江黄河,土著岭南人极少接受主流文化熏陶,养成了鄙视和抵制北方文化的思维习惯。香山文化也是一种有别于宫文化的民间文化和异于内陆文化的草根文化,它既有回归传统的“寻根”情结,又有超越传统的要求和倾向,同时还有重农亦重商、安土重迁的心理表征,所以,香山文化本质上是多种文化“杂交”后的民间文化。对于延续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言,香山文化的“崇洋媚外”和务实重利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和阻挠,但无疑它也是冲破既定思想和行为樊笼、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新生事物。这种难得的创新,乃引导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进入近现代化潮流的涓涓甘露。

      香山人群体从清朝起开始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由于在岭南后生成的地缘和不断移民的人缘,香山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在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与长期互动中积累而成的基因,他们得风气之先,又领风气之先。经过唐、宋、元三代的文化萌芽和明、清早期的文化沉淀,香山人群体18世纪始,几乎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均各领风骚。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提出自强图存、救国兴邦、巩固清朝统治的良策,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等大量社会精英。每一个精英群体中都有成批的香山人的身影。如洋务派“制器”、“练兵”,兴办近代企业和新式教育,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开展对外进出口贸易。在这些活动中,涌现了唐廷枢、唐廷植兄弟,容闳、徐润、莫仕扬、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家族。1860年前后,社会各界开始出现维新思潮,早期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议的七条纲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2](P106) 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为戊戌变法营造了思想舆论环境,而其中洪仁玕、容闳、郑观应等均为香山籍人士。孙中山先生1894年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之后,才由寄望社会改良彻底走上革命道路。[3](P37) 无论建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还是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都有诸多香山人跟随在孙中山左右,直至最后把皇帝赶下中国最高政治舞台,宣告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

      二、澳门乃西方政治文明融入中国的驿站

      澳门充满历史的魅力,是中国近代化的试验田。在社会系统的整体架构中,经济是政治的起点,文化是政治的灵魂。澳门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政府拥有主权)。鸦片战争前,澳门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西方的各种文明先在这里中转进入内陆,中国通过澳门了解和走向世界。

      澳门属香山县,原名香山澳、蠓境、濠境、濠境澳、娘妈澳。祥兴二年(1279年)三月,南宋老臣张世杰拥太后及残军在海岛遭遇狂风暴雨,部分士兵漂流到澳门路环、氹仔两岛,成为澳门最早的居民。明朝初年,澳门半岛北部出现农村。洪武十九年(1386年),望夏村村民建立民兵组织“望夏乡民知守义团”,保卫乡梓防止海盗。当时,政府一再“禁海”,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禁而不止”。1506年至1521年间,广东当局延邀外国商人到电白开展贸易。同时,澳门向西30英里的浪白窖岛上,通商贸易也很繁盛。据漫游东方的耶稣会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遗嘱记载:自上川岛出发,太阳落山时抵达往北六里路处的另一岛屿,“该岛名为浪白窖,其时葡人与华人在岛上交易”。[4](P698) 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大兴土木,不到10年,南湾(当年晾晒水渍贡物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镇。明万历五年(1577年)开始,葡萄牙人一直向当局“纳税”(500两银子),直至19世纪中叶。澳门开埠是葡萄牙人进行殖民扩张和经济侵略的初步尝试,翻开了香山历史文化的新篇章,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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