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有不少的记载，正史中也总有“四夷传”，中国人去外国游历并留下记录的情况也不少。就拿朝鲜半岛来说，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至今仍是研究高丽史的重要史料。然而过去中国人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沿革、制度兴革研究较少，这与中国过去所谓“天朝上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就拿历史学来说，正史中对于“四裔”的记载往往限于与中国有关的部分，而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主体来认识的，所谓“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①。即使到了近代新史学兴起后，傅斯年还承认“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② 到了近代，在列强的冲击下中华秩序走向崩溃，周边原来的“朝贡国”纷纷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不得不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周边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文章常见于报刊，也多有专书出版，中国人认识韩国的途径也更加多样。可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想背景下，中国人对于周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认识恰好成了由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过渡时的思想资源之一，因而认识的目的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从而导致认识本身表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 过去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近代朝鲜的兴亡自然引起中国人的高度关注，因而近代中国人对朝鲜的认识也相对较为丰富、复杂，并对近代中国思想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近代中国人留下来的认识资料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对韩认识的特点。 一、“亡韩”与“韩亡”③ 清末洋务官僚已经认为朝鲜国小民贫，无力自振，如果中国不设法加以维持，则必然为日本或俄国吞并。马建常（字相伯）曾被派往朝鲜担任外交通商事务顾问，居留一年半。1884年从朝鲜请假回国后，他建议李鸿章在对韩政策上尽快做出决断，“或听其自主，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而李鸿章回答说大清国尚不知能否存在20年，如何顾得了朝鲜，以为不可行。④ 这种主张在清政府内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⑤ 1895年中国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则为朝鲜沦亡之始。到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大动干戈之时，灭亡更成为大韩帝国的宿命，梁启超在1904年日俄战争当中就已经写出了《朝鲜亡国史略》。所以，1910年大韩帝国的灭亡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早已预知的结局，并不感到出乎意料。 在大韩帝国灭亡当时，社会进化论依然盛行，中国人虽然对于国际社会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弱肉强食的现实不无愤懑之情，然而也无可奈何地将其作为国际社会的法则接受下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黄炎培还觉得各民族既然有强有弱，不能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别。⑥ 国家是最高的道德存在，国际法也不足信，殊“不知国际法之公例，甲乙两国结约而灭亡第三国，为正当之权利，特为第三国无被灭之义务耳”⑦。 所以，让许多中国人感慨的不是大韩帝国的灭亡，而是其居然这样无声无息地灭亡了。梁启超就曾感叹：“呜呼！吾观于朝鲜而叹亡国之易易也。”⑧ 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发表了《灭国新法论》一文，指出了近代殖民扩张与传统意义上国家间的征服有所不同。过去灭人国则虏其君，而今则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而且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所以强国往往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灭掉他国。⑨ 大韩帝国就是这个“灭国新法”时代的牺牲品，“日本无攻城野战之劳，朝鲜无死亡捕虏之惨，雍容揖让，晏然不惊，至于外论尤翕然无复异议”⑩，让梁启超不得不感叹：“呜呼！吾观朝鲜之亡国，乃知今日之以新法灭人国者，其计至狡，其术至工，其处心至为狠鸷，而其手段又至为和平也”。(11) 李芝圃也有类似的感慨，他说： 至于朝鲜之灭，未尝传攻城略地之警闻，未尝有某城失守，某地丧师之惨报，而其版图即为他人所占据，其权利即为他人所攫取，其人民即为他人所辖制，此为灭国新法大见进步之时代也。(12) 对于日本背信弃义，吞并大韩帝国一事，当时也有人抱怨中国朝野反应过于冷淡。不仅中国政府“忍见藩服之泯亡而不能匡救，至今三韩全境解事他人”(13)，甚至“朝野上下，一若毫不相关者，报章既不登载其内容，舆论亦不研究其利害，吾诚不知其何识见之陋而眼光之小也”(14)。但是于世界各国之中，也许还是要数中国人最为同情大韩帝国的遭遇。当年梁启超就感叹说，各国舆论默认日本吞并朝鲜，“所恻然痛伤，不能自己者，宜惟有亡藩之旧主耳”(15)。李秉钧在为李芝圃《朝鲜亡国史》作序时也说，当此时“中外士君子议论纷纷，对于朝鲜则有悲悯语，对于日本则有愤懑语”(16)。 然而，中国人虽然痛恨日本而同情朝鲜，但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李秉钧“亦思倚赖难以图存，非朝鲜皆可作朝鲜观；强权即是公理，非日本皆可作日本观也”(17)。现在世界各国竞争日烈，弱肉强食俨然成为公例，我们除了谴责帝国主义国家背信弃义之外，也要检讨自身的缺点，所以许多中国人对于大韩帝国也抱有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的态度。 当时批评最多的是韩人不能自强自立，而过分依赖外势。梁启超甚至说：“韩人之不自立，而惟人是赖，其天性也。”(18) 后来到1922年，历史学者向达仍然认为朝鲜“自卫氏以至朝鲜之亡，历世二千余年，其政治上之依附不时固矣，而究以隶属中国者为长且久，至其文化尤不能一日离我国而独立”(19)。这种批评主要是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而言的，依赖性表现在外交上就是所谓的事大主义，且摇摆不定，终于受日本欺骗而亡国，所以梁启超批评说：“其外交也，喜弄智术，日言纵横捭阖，常商榷于联某国以抵制某国，实则割臂饲鹰，舍身施虎，鹰虎未饱，身肉已糜，然而至死不悟也。”(20) 戴季陶也认为朝鲜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无能，尤其是在1894年脱离中国之后事事依赖日本，不能发奋图强，所以惨遭亡国之痛。(21) 李芝圃的批评更为苛刻，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