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 ）02—0086—06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一个焦点。作为当时英国影响力最大的非官方报纸，《泰晤士报》对列强在中国的争夺进行了及时深入、形式多样的报导，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道本身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该报的报道和主张不仅经常成为欧洲各国间外交涉的依据，而且作为有代表性的舆论力量，也是影响英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在初步梳理《泰晤士报》1897—1899年有关列强侵华报道的基础上，分析其史料价值，进而探讨这些报道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 一、《泰晤士报》有关列强侵华报道的史料价值 长于报道海外事务，追求独家新闻，言论有力，不为当局所左右，这是19世纪中叶全盛时期的《泰晤士报》的主要特点。到1898年前后，英国的报业竞争已经使该报一家独大的地位有所动摇，但这些特点仍体现在该报对列强在华行动的相关报道中。我们试做如下的归纳。 （一）持久追踪，频繁报道。《泰晤士报》对列强在华利益争夺的关注程度从报道的数量上即可见一斑。从1897年11月16日第一篇关于德国进犯胶州湾的报道开始，该报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数量急剧增加。最初几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文章，有时甚至一天有来自不同渠道的多篇报道。据初步统计，到1899年底之前，仅是标题中包含“中国”或“远东”的新闻就将近600条。 此外其他相关新闻以及重要演说、社评、读者来信当中内容涉及中国者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报道中，除少量涉及中国的维新运动、地方叛乱、疫病以及风土等内容外，绝大多数都与列强的军事、外交和商业争夺有关。许多报道常常包括来自驻中国和世界各地记者发来的多篇电文。如1898年4月6日第7 版题为“列强与中国：法国的要求被认可”的一组报道中，就包含了该报记者和路透社记者发自北京、横滨、圣彼得堡、柏林、巴黎、维也纳的9条消息，还附有对法国刚刚租借的广州湾的一个简介。[1](Apr6,1898) 此外第15版还载有一篇题为“俄国与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的长篇读者来信，这样当天有关报道就使用了大半个版面，共达5000多词。 （二）形式多样，来源广泛。如上所述，《泰晤士报》有关列强在中国的行动的评述，使用了新闻、社评、通讯、特写、要人演说、议会辩论记录以及读者来信等多种报道形式。该报庞大的记者队伍和广泛的消息来源构成了一个遍及世界的信息网络，保证了其报道的全面与深入。我们知道《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莫理循和驻上海的濮兰德（J.O.P.Bland）① 是完成前方报道的主要人员，他们的报道相当重要，但还只是该报涉华报道的一小部分，其派驻欧洲、美国、日本各主要城市的记者以及在英国国内的记者编辑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驻外记者发回的电稿，一部分是自己采访搜集的最新消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当地报刊的摘要或综述，文中往往还夹杂着记者自己的评判和对英国下一步行动的建议。而在英国国内的记者，则密切跟踪外交部、议会等有关机构的最新动态。此外，政商各界领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也会被他们及时刊载出来。比如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几乎每一次重要演说都可以在《泰晤士报》上找到原汁原味的记录。经常刊载各界人士的来信，也是《泰晤士报》的一大特色，他们常常在重大问题上以专家或当事人的身份建言献策、左右舆论。社论则是《泰晤士报》自己立场和观点的鲜明展示。社论中常常极力鼓吹攫取在华利益，并积极出谋划策，对于保守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则不时冷嘲热讽，甚至激烈批评。 （三）新闻及时，大致准确。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19世纪末已堪称“信息时代”。1841年在中国的璞鼎查接到发自英国国内的训令要数月之久，而此时电报的使用已使记者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新闻即刻反馈到国内，发达的报业又使这些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公众当中。由于有遍及世界的记者网络，加上莫理循等记者的巨大活动能力，当时《泰晤士报》能及时得到有关中国的新闻并予以报道，甚至比英国政府的情报还早，而且它刊登的大多数消息最后都能得到证实。莫理循短时间内就在北京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其能量“甚至连最有进取心的情报人员都望尘莫及”。② 事实上，驻其他各地的记者在报道有关消息时也不逊色。 以德国在胶州行动的有关报道为例，《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11月15日就发回电讯，称德国在东亚的舰队接到命令向山东海岸进发，以要挟得到对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补偿，[1](Nov16,1987) 第二天又发回德国军舰已经在胶州湾登陆的消息。[1](N0v,1897) 而英国政府迟至18日才接到驻华公使窦纳乐的电报，确认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报道。[2](P18) 不过，由于当时记者的情报并不是在得到官方证实之后才报道，因此也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被刊载出来。如该报在1897年12月10日报道说德国近期将放弃胶州湾，转而占领福建的三沙湾，遂引起各国的关注。最后德国官方专门就此发表声明，称《泰晤士报》的有关报道是“完全的捏造”。不过《泰晤士报》倒也不避讳，德国政府的声明和舆论的指责也都照登出来。[1](Dec13,1897) 《泰晤士报》的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报道，涵盖了列强瓜分中国行动中的方方面面，为这段历史保存了不同于各国官方文件的另一套文本，因而颇具价值。 首先，该报对事实的及时披露和紧密追踪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史实。大众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实录当代史，而且往往比任何官方文件都全面丰富。由于它的记录以天为单位持续进行，我们可据以充分还原时人了解和应对每一次行动的过程，甚至确证或订正一些史事。如法国强租广州湾（及雷州湾）的谈判，学界一般采用翁同龢日记中的说法：在1898年3月7日法国提出“补偿”要求后，经过多次谈判，法国在4月9日提出照会底稿，宣称“不准动一字，限明日复”。总理衙门被迫屈服，于第二天（即4月10日）交出复照两件， 答应了法国划定势力范围、强租广州湾等要求。[3](P67—69) 但《泰晤士报》记者早在4月5日就从北京发回电稿，称中国已答应法国的要求，并且指出法国同意保留英国在九龙拓界的权利。[1](Apr6,1898) 由此可以推断，总理衙门的屈服，应该是在4月9日之前， 而所谓的“限明日复”的照会底稿及第二天的复照，看来不过是既定的程序而已。此外，《泰晤士报》还通过摘编各国报章报道而详细记录了每次重大事件之后各主要国家的舆论反响。比如，德国的《科隆日报》、《北德宪报》，法国的《时报》（TEMPS）、《辩论报》（DEBATES），以及俄国、奥匈帝国、美国、 意大利等国的影响较大或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言论经常被转载在《泰晤士报》上，这是其他档案文献难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