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7）05—0045—08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进至一个关键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依托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很多层面和领域齐头并进，以期现代性在他们手中绩效斐然甚至大功告成。然而，现代性的“混沌”、多元、复杂乃至纠缠多少让一代先驱“力不从心”。① 本文选取这一时期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世界语命题的讨论——作为展开的由头，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在借鉴西方资源之时的困窘，这就是标题昭示的“两难”。 一、通向大同的路径：世界语与乌托邦理想的升堂 《新青年》在“文白不争”的情景中陷于左右为难，当白话势在必行而白话文又不堪民族重负之际，倡导者只得将历史的悲情扩张，希望借此掩饰自我的困顿、尴尬、虚无与无奈。于是，寄托希望于世界语并将其作为废除汉字的理由构成了传统语言文学的双刃杀手锏。究其实质，所谓的消灭汉字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本身就是在现代性面前备感无力的证明，更是一种对现代性的逃避。鲁迅自述当年加盟语言文学革命的心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群落的心态症候。然而，作为担当道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将自我的隐遁、逃避、失望心理公诸于众，为此他们寻找到了一种聊以慰藉的“支援意识”。世界语乃是他们现世所能依托的最终归宿——一个神秘、遥远、美丽的乌托邦语言天堂。 必须看到，世界语理想的滋生是在世界主义的大同思想环境下营造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陶履恭看到《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主张并对其执迷提出“忠告”后，陈独秀便身先士卒地予以了“全面”的回答：“‘将来之世界必趋於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来书谓‘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一问题’，此鄙人微有不以为然者也。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陈独秀一是表明了世界语与世界主义在自己眼中的关系；二是流布了世界语为什么要提倡的心迹——为世界大同而将关口提前。在这个“全面”中，陈独秀最后的总结陈词更为关键：“是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仆犹一言欲质诸足下者，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1] 这第三层意思显然带有建构的唯理主义特征。重视“人造的理想”从“语言”开始，这也正是“积极的自由”或说激进自由主义的基本乌托邦质地。[2] 同时必须看到，世界语说法的出现也不是《新青年》的专利。早在1907年，当无政府主义盛行中国之际就有人把母语与世界语的“水火不容”关系给抬了出来。那时，以吴稚晖等为中心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杂志上捶胸顿足地咒骂母语，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新青年》期所谓的“世界语”）。一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姿态和语气。历史的惊人相似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证明：如果说《新世纪》是将对清政府专制的咒骂与对将语言文字的诅咒作为同一个仇恨对象加以发泄，那么《新青年》的对传统政治（包括当局）的不满、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对旧文学的愤恨更是全方位的开战。语言文字的政治工具情怀使得它一开始就夹杂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诱因。 回到《新青年》杂志，全方位向传统社会开战一方面反映了激进知识群体对现代性向往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传统思维泛起：道统、政统、学统有机统一，从而演绎出新一轮的具有综合、整体模式的新内圣外王主义。世界主义思维模式的形成正是传统乌托邦在现代的翻版。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是，《新青年》一方面是极端“个人本位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是打破一切阻隔之直通车式的“世界主义”理论。李大钊在《我与世界》中述说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3] 理论与事实往往既是这样微妙，看来极其相反甚至是“风马牛”的精神现象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陈独秀也曾在与钱玄同讨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这样说：“吴先生（即吴稚晖——引者注）‘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至於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4] 主编在认为国语是野蛮褊狭之物的同时也看到了国语转换的艰难性。从陈独秀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重重要信息。一是世界主义背景下的世界语之说与无政府主义哲学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二是所谓废除“中国文字”的命题在本质上是以民主思想的需要或说新型意识形态的建立为依据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形式的语言文字革命都是意识形态更新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是文字的革命比起单纯的白话文革命，陈独秀更讲求程序和步骤。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陈独秀对民主观念理解的偏斜——更注重下层因素和数量因素。 如上所述，早在世纪初年以吴稚晖等一批留法过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自己的阵地《新世纪》上对国语发起了咬牙切齿的攻击。而中经《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杂志，时至《新青年》时期，关于这个世界语与国语关系的讨论几乎还是沿袭了当时的主调。区声白，一位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新青年》与钱玄同关于世界语的积极讨论也多沿用吴稚晖当年在《新世纪》上的只言片语：“有欲将其新名词新术语嵌入于汉语中使用者，更该提倡；如此，则国人与Esperanto可以一日接近一日。吴稚晖先生谓‘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汉文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Esperanto，以便渐搀更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Esperanto之张本。’（见《新世纪》第四十号）我以为这是提倡Esperanto最切要最适当的办法。”[5] 无政府主义黄凌霜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也还是以十年前的话语为中心：“贵志同号中姚寄人先生将十年前巴黎《新世纪》周报醒先生所做的《万国新语（亦名世界语）之进步》的，末假钞出来。据我的鄙见，这篇文章起头所说的‘万国新语有五大特色，为各国文字所不能及’都是很好的。这篇文章，可算是中国人说Esperanto的先导。我记得民国元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师复先生，创立晦鸣学舍于广州曾将他付印数万份，拿来分赠，看见的人，一定不少，我现在不必再去钞他了。”[6] 这里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的理论以及区声白、黄凌霜都纷纷上阵，提起当年之勇。即使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之际，吴稚晖的“大同”学说仍是《新青年》追逐不放的权威支持。[7] 引证这些的目的在于，对比陈独秀和李大钊关于“家国、阶级、族界”都是“野蛮时代”产物的说法，应该说《新青年》的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很大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性质。不难看出，《新青年》为了自己的“主义”或说意识形态的泛化是不惜一切，也不顾一切的。将无政府主义权且作为立论基础，这多少反映了《新青年》一开始追求现代性的诉求中就蕴含着残缺的因子。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打倒（偶像）意识以及粗暴、简单逻辑给20世纪中国留下了沉重的教训。鉴于《新青年》的语言文字革命不过是借助了这个“暴力”，所以在这里对微妙不作过多的分析。只是要特别指出的是，将中国传统过去所遗留之物作一股脑的“社会”性完全革命，同样是无政府主义的逻辑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