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广仁早期思想的一件重要史料：读稿本《致星海先生函》 孔祥吉 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玉清研究中心 《广东社会科学》2006.5（原文约12000字）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性格刚毅，才干卓绝，然其传世之诗文极为罕见。而其早年重要遗稿《致星海先生函》的发现，恰恰表现了他的敢于正视淋漓现实的勇士气概。在这封信中，康广仁强烈表达了他对清政府抽收厘金的反对立场。其次，康广仁的这封信大半篇幅是谈论如何治理浙江水患的。作为一个初涉官场的小吏，康广仁对于在封建制度下出现的种种丑恶现象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对于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更是疾恶如仇。这些发自肺腑的牢骚与呐喊，既表现了这位热血青年对于旧的社会秩序的满腔愤懑，也抒发了他亟亟要求改革的迫切心情。于此，我们不难窥见，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他的变法思想，其实是由来已久的。 《天朝田亩制度》“田政”考辨 王明前 王明前，厦门大学历史系 《中国农史》2006.4（原文约14000字） 《天朝田亩制度》对历代典章制度借鉴颇多。其“田政”部分，对北魏、初唐均田制有所借鉴。《制度》要求平分土地和建立公平地方行政的要求，因为立法者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即土地问题，而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制度》既然来自立法者经验范围，其所借鉴古代典章制度又已经行之有效，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分析亦十分准确，因此不该被视为是“反动性”的。《制度》未能实施，与太平天国政治的客家渊源相关。太平天国政权的贡役制性质，使之无法满足《制度》之平等原则。 袁树勋与大闹会审公堂案 褚晓琦 褚晓琦，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史林》2006.6（原文约16000字） 袁树勋是清末的一位封疆大吏，其一生政治活动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在上海出任道台的五年（1901—1906）。其履任时正值上海开埠已届半个世纪，由“华洋分居”而“华洋杂处”，洋人藉着洋势，日谋扩张租界，诸多华洋争讼集于道府。袁树勋殚虑摅诚，从容应对。尤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几酿成大变，袁氏力为排难，举措尤为人称道。通过这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上海道台在中外交涉中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事态的发展，上海道台作为一个中间联系人，其外交能力在解决中外冲突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李鸿章与清末华工问题 谢世诚 谢世诚，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6.6（原文约11000字） 李鸿章十分重视维护晚清海外华工的权益。许多史料表明，他曾分别与秘鲁、美国政府就华工问题进行过交涉，取得了不同的结果：前者富有成效，后者铩羽而归。这生动地反映了李鸿章既力图维护国家主权又无可奈何屈从国际强权的实用主义外交方针的特点。李鸿章是实力外交论者。他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国权随国势为转移”。对秘鲁外交的成功，在清代应属特例，这固然与李鸿章的努力和精明分不开，但主要是由于秘鲁的弱国地位所决定。在随后与美国华工交涉中，李鸿章除谴责、牢骚外，只能忍气吞声，别无他法，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朝野上下排斥华工恶浪如故。 袁世凯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郭呈才 郭呈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教学》2006.12（原文约9000字） “临时国民会议”和解方案一经提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识破了袁世凯独揽政治重建权的真实意图，灵活又不失原则地坚持基于自身召集“临时国民会议”，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共和代议制度。“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长期未能引起重视，除了对其相关史实的轻忽、误读外，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作为关乎中国政治走向的划时代政治谈判，辛亥南北议和的研究固然离不开政治学，但更需要借助谈判学的理论支持。如前所述，袁世凯只是将孙中山让位问题作为谈判的底线，以“临时国民会议”取代“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借以颠覆整个共和政权才是其谈判的终极需要和最佳目标。以往研究陷入误区的原因，就是混淆了谈判的最佳目标和谈判的底线两个概念，将议和前几成定局的让位问题，作为南北议和的关键环节和焦点问题，以致忽视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斗争及其存废。 清末士绅与地方政治：以孙诒让兴学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李世众 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历史教学问题》2006.6（原文约13000字） 本文通过对清末学务场域的考察，发现地方社会中的废科兴学活动是一场权力角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士绅的权力体现了强劲的扩张态势。处境困窘的地方官联合生计被夺的下层士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研究表明：其一，科举制度废除后，上层士绅集团开始成为地方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到了清末新政时期，绅权在这一波权力扩张中，有一个与以往的不相同之处，上层士绅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劝学所。学务活动的领导人在整合民间办学力量的同时，也构筑了一个更为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是聚合民间力量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孙诒让和他的上层士绅集团能够在学务大兴的时候，在地方社会呼风唤雨，实有赖于此。虽然到20世纪初政府仍是地方权力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但已经失去了绝对优势的支配性地位。其二，以往的士绅研究有一个倾向，即将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因而一味地采用整体化研究方式。在兴办新学这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地方官与下层士绅本来比较疏远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双方相互利用，联合夹攻上层士绅。支配士绅行为的主要法则是利益，无关乎“激进”和“保守”。 论洋务新政时期清政府内的守和主张 黄玮 黄玮，上海外贸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