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

      中图分类号：1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2—0075—10

      1897年，“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这一新名词进入了中文语汇，从字面上来讲，它意味着“包含了成百种（亦即无数种）知识的全面的书”。这一名词是从日语“百科全书”（hyakka zensho）直接借用来的——它本身也是一个新造的词汇，晚清著名改革家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它引入了中国。① 正如这个时代的其他语言变革现象一样，“百科全书”之融入中文语汇的过程，密切地反映了发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其中值得关注的，首先是教育体制的全面而彻底的改革。1904年，在来自明治日本的教育家的协助下，“新学”，亦即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对中国文化而言是“新”的某些人文学科，开始进入了高等学校与新建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于是，对教科书、新式地图以及现代工具书的需求应运而生，这其中便包括百科全书。当时，中国尚无自己的现代工具书，有识之士便将眼光投向域外，尤其是日本和英国，寻找外国的榜样，并使之契合中国当时的需要。

      一、对一种新的、外国“百科全书”的需求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也有关于自己的“百科全书”的悠久历史。其起源，一些学者追溯到3世纪②，另一些则追溯到5世纪③；而当1728年由康熙皇帝主持编撰的、篇幅达750,000页之多的《古今图书集成》问世时（最后一次重印是在1895至1898年间），传统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达到了巅峰——不过，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5）编成的22,937卷的《永乐大典》，也许规模更大。[1]384 既然已有这样辉煌的历史，为什么恰恰在晚清，在现代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将西式的百科全书——连同“百科全书”这一新术语——引入中国呢？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当时的欧洲汉学家们（如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9—1873］或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1]6—7）普遍认为，上面提到的中国工具书，与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百科全书（他们只比康熙的著名类书晚出几十年），具有同类的性质。似乎正是源于这样的同类说，直到现在，汉学家们依然继续使用encyclopédie或encyclopaedia来描述中国的类书。然而，正如Christoph Kaderas所指出的那样[1]9—11，不管“百科全书”这个词汇现在怎样通行，用它来指称“类书”仍然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最近Kaderas[1]36—43 和Michael Loewe[2]10—11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所谓中国“传统的百科全书”，与法国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和达兰贝尔（D' Alambert,1717—1783）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第1卷于1751年问世）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768年开始刊行）这样的现代西方著作，有着本质的不同。

      Loewe和Kaderas的结论，简要来说，就是认为中国类书与主流的（现代）欧洲百科全书之间，其关键的差别在于知识概念的不同。这一差异反映在编撰目的、编排方式与预期读者这三个方面上，则尤其明显。

      “百科全书”一词，源于希腊语，意即“普遍的、多方面的教育”，用它来指称这类西方的工具书，揭示了“百科全书”与教育的密切关联。百科全书必须包罗万象——包括各门学科的知识信息，或者，至少是关于某一特定学科的综合性知识，如传记领域的先导之作《普通学者人物词典》（1750—1751），自然科学中的《化学辞典》（1795），以及音乐学中的《音乐词典》（1732）。[3]377—378 早期现代西方百科全书的出版正是为了向文化素养越来越高的公众传播全面而应时的知识；此外，百科全书的编排，力求使信息能够简易地传达给读者，故由这个国家的著名学者事先撰写的单个词条，都以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并辅以大量插图；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百科全书用俗语写作，这与早期工具书中的拉丁文形成鲜明对照。

      与此相反，中国的类书自诞生以来，用Loewe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参考书”（reference aids）[2]7。尽管其具体用途因时而异，但从根本上都是为国家的统治精英服务的。类书为皇帝以及高级官员们提供了编排得当的通用知识的概要；此外，像康熙以及其他一些皇帝召集大量著名学者编撰而成的大型类书，这样的浩大工程通常发生在帝王刚刚获得权力的时候，目的是提高帝王的威望，并展示他对帝国文化事业的关怀。其他的一些服务于科举考试的类书，没有这样意义非凡。这些类书不厌其烦地将经典中的深奥句子摘编在一起，以便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引用在文章里，向主考官展示他们的才学。然而，这些类书通常忽视了其他类型的知识以及与广大中国民众的需求密切相关的生活常识。此外，类书所使用的文言文，以及以儒家宇宙观为基础的“天”、“地”、“人”的标准分类法，不仅反映和巩固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同时也将那些没有掌握古典知识的人挡在了门外。因此，这些由文人学士所编撰的、服务于帝国朝廷与在职大学士（包括将来的继承者）的类书，并非为了应中国形势所需而打开新知识和新文化之门，或者将知识传播给一个更广泛的公众群体，它们只是投合了相当小的一部分人的需要，而这部分人则负责使古老的传统永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