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11（2007）02—0048—14 一 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到今天仍未结束。回顾这段历史，通常就是在回顾我们正在行进着的道路，而不是如R.Frost诗中所表达的那样在回想the road not taken。这给予我们一种感同身受的特殊感觉，因而往往使我们无法冷静地解析自己曾踏出的印迹，就像常常要说的“无怨无悔”之类。然而如果再回到从前，我想或许会有另一种选择。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许多反思确实在想象the road not taken。在这里我不想对这两种姿态做出价值判断，而宁愿相信这种分歧本身就是我们的道路仍存在多元可能的表现。 我们对近代以来的文化走向的评价和诠释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它们针对着各个层面。作为生活在产生于近代新文化的大学体制中的你我，我在此希望通过一个特定角度对新文化的动向作一个有限的描述。通过这个描述，我们会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层面，它原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传统。 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进展首先是观念的传播，而观念的传播有待于制度性（institutional）的媒体。当然会有杂志等可见的、能流传至今的物质文本；但我想提出的是大学的教育，它包括设定的课程、系科的组织等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文化氛围。它对一时代文化思想的走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可谓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当初陈三立向陈宝箴推荐了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而不是后者原设想的康有为；后来正是在梁启超的鼎力荐举下，清华学校的曹云祥校长接受了当时既无学位又无著作的陈寅恪为研究院的导师。制度化的机制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应予以充分注意，而文化潮流的形成往往与此相关涉。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新儒家的不成功。其实如梁漱溟、熊十力亦早在北京大学等学府教学，但如梁漱溟后来自动离去，而马一浮乃以“唯闻来学，未闻往教”拒绝了讲学的邀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儒家始终徘徊在思想界的主流之外。 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就北京大学的情况作一极简单的叙述，或许有助于对应的了解。 北京大学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产物和缩影。它在戊戌（1898）建立，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其中显示着学术文化思想的变动。 （一）桐城文章 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是吴汝纶，他既是同治中兴的重要人物曾国藩的弟子，也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而民国前后，如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① 以及在文科任教的如马其昶、② 姚永朴、姚永概③ 乃至林纾④ 等，都是桐城派古文家。 （二）中古文史 到民国初年，1912年解散经学门，⑤ 由于时主校政的胡仁源等人的引荐，一大批清末的革命党人、章门弟子或与章太炎有紧密联系的学者进入北京大学，仅在1913年即民国二年就有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马叙伦、沈兼士、马裕藻等。他们的学术趋向大抵以小学为根底，在文学观念上以魏晋文章为尚，黄与刘的课程及著作可以为证，如黄之《文心雕龙札记》和刘之《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⑥ （三）新文化派 1916年蔡元培掌北大，又引入我们所熟知的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一班人：陈独秀、胡适等。章门之派亦加入，如钱玄同；对此，陈独秀、胡适当时皆极为兴奋。至于鲁迅、周作人等原来也在东京听过章的讲学，亦可算章氏弟子。在他们前面占据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思想学术中心的两个派别，对他们确实造成某种压力。两派人物在校内校外展开反对活动，如林纾之公开著文抨击，而黄侃则在校内屡加口诽。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文学史上人们所熟悉的新文学初期的口号“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确实是有所指的，它真实反映了那时的校园学术和政治冲突。 从戊戌年之京师大学堂到新文化运动之时的北京大学，十余年间，在这个教育体制的舞台上，从桐城文章到中古学术再到新文化的理念，生动呈示了学术思想的演变，凸现出新文化运动展开的体制背景。 与此同时，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应有一多元的认识，任何简单化的诠释都应引起警惕。事实上，蔡元培在引入新文化运动人物的同时（1917年），还吸引了其他的杰出代表：讲佛学而后成为新儒学大师的梁漱溟，属国粹派团体而讲汉魏诗歌的黄节，后来办《甲寅》激烈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主讲古代戏曲的吴梅，当年的朋友而今政治上的陌路人、经古文学家刘师培，著《史记探原》的崔适。⑦ 这才是真正的兼容并包。对新文化运动提出强烈反对意见的所谓“学衡派”在此意义上也应视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如周作人曾说的：“只是新文学的旁支，决不是敌人。”（《恶趣味的毒害》，《晨报》1922／10／9） 二、本论 （一）问题的提出 观察以特定学术机构为中心的思想学术集团的活动与其文化理念，进而梳理现代思想主要脉络，是一可以尝试的路径；因为思想终究是由具体的人实现的，人们构成一定形式的制度组织展开行动，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应该兼容思想脉络和社会层面。⑧ 进入我们的论题，现代学术史上，20年代在南京，有一批学者形成了一个有着近似的文化观点的知识分子集团，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成为一股特殊的力量。这一知识集团，在文学史上历来以“学衡派”为名，但其实它远非一个文学集团。《学衡》周围的一批人物究其实际，较为复杂。他们包括了一些留洋学生和较为传统的学人。就前者而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代表者原来多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或与清华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学衡》的主要实践者吴宓，他后来以为称《学衡》为他自己一人的事业都可以（《吴宓自编年谱》1922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