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藏路线的书写看19世纪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殖民想象

      ［中图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7）01—016—04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西方列强在入侵中国内地的同时也开始进入藏族边地。除了英俄之外，法国人也开展了多次入藏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入藏路线的选取意义重大，这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人的旅藏游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事实上，对处于殖民竞争中的法、英等国来说，入藏新路线的开拓不仅是个人的冒险事业，同时也是国家殖民势力的扩张。

      旅行路线→民族情感→国家竞争

      19世纪40年代法国人古伯察（variste－Régis Huc,1813～1860年）及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1853年）到达了拉萨。这一事件在出人意料的同时，也引起了多方关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西方人能进入中国西藏的首府拉萨。尽管在古伯察关于此次旅行的游记文本《鞑靼西藏旅行记》（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t）中，并未显示出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争夺新的入藏路线的激烈态势，但及早将势力延伸到这一地区以实施文化殖民的想法已经在古伯察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透露出来：“……从那里可以通向周边地区，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给他们带去信仰的光明和文明的益处。那些对科学进步怀有兴趣的人会对传教士在拉萨所构建的图画拍手称快。在这座城市，法国教士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向喇嘛们提问，参考寺院里的经卷，登上佛陀山（指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重建各民族的历史，这些隐藏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民族其传统、风俗、教义、宗教纪念物等直到今天已经逃脱了欧洲和印度学者的眼睛”[1]。按照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年）在其《文明的进程》中所说，“文明”的进程在1789年拿破仑遭遇埃及时被终止，“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2]。在此，政治、宗教和学术力量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到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进入了入藏探险的角逐中，游历者们不断开辟新的入藏路线，尤其是到达圣城拉萨的路线，并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赋予它意义。游记文本的叙述与诸多报刊[3] 的旅行报道在根本上形成一个相同的语法结构，即××到达××，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记述更详细更丰富，后者则更加重视和突出旅行者所选择的路线，几乎每次报道都会说明它们是否是新的、或是沿用某人的路线、抑或是连接了某些人以前走过的路线。与此同时，游历者的活动在地理学上的意义也是报道者极为重视的。这种对新路线的探索已然成为认定探险者们功绩大小的标准之一，它从某种意义上直接刺激了欧洲人对域外民族地区更大的兴趣。费尔（Henri－Léon Feer,1830～1902年），法国开展藏族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之一，在19世纪60年代所作的关于开设藏语课程的讲演中曾经说道，“亚洲最封闭的地区今天已经向我们开放，我们已经驻足其间，路线每天都变得更清晰。它不只是一种利益的满足，而且是能力显示的需要”[4]。

      进入藏族地区的各条旅行路线的连接和延续是欧洲国家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由于各国之间利益的争夺，在旅行路线的开拓上又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旅行者的民族情感容易得到彰显。1881年法国公共教育部长茹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年）就强调，“法国不能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应当是一个能对欧洲命运施加自己一切影响的伟大国家……应该把这种影响传播到全世界，并把它的语言、风尚、旗帜、军队和才智带到它力所能及的地方”[5]。而巴黎地理学会成员、迪松大学（université de Dizon）教授葛发雷（Paul Gaffarel,1843～1920年）更是在《法兰西的殖民地》中宣称，“殖民非但不会危害国家，反倒是爱国的，并且是第一需要的。”[6]

      邦瓦洛特（Pierre Gabriel édouard Bonvalot,1853～1933年）就在其游记《勇闯无人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中宣扬了这种“爱国”情绪。他说，“自西藏对欧洲人关闭门户以来，有幸来到藏区的只有我们法国人。最早来到这里的是古伯察和秦噶哔两人……从江卡到这里的路上，我们感到就像在法国领土上旅行一样，这是因为在古伯察和秦噶哔之后，还有罗勒努神甫进入西藏腹地……在他之后进入昌都的还有肖法日、德告丹、杜多明等人，法国人或整个欧洲人都应该将他们铭记在心。我还想再说一遍，欧洲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们，开辟了探险家的前进道路，他们称得上文明的殉难者。就拿在青藏高原上旅行的普热瓦尔斯基来说，他走过的大部分路线是古伯察走过的，英国人吉尔和梅斯尼也走过法国传教士的路线。晚些时候，贝拉·切舍尼伯爵曾跟随罗歇和克列多纳也试图前往西藏……库帕想偏离两位神甫走过的路线，结果被杀掉了。巴贝也是沿着神甫开辟的路线走的”[7]。邦瓦洛特用大段文字来凸显法国人在欧洲探察藏族地区事业中的先锋意义。

      与邦瓦洛特相比，奥尔良王子（Henri d'Orléans,1867～1901年）更注重新路线的选择和探索。如其在《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中所记述的，在云南思茅的一家客栈，他们听说从缅甸来了两个英国人，准备经过普洱和大理回去，“这条新闻使我们如释重负，我们一直担心探险活动被别人捷足先登……在云南我们还遇见好多相识……未知的地盘日趋缩小，要想到达未知的地区，就必须加快步伐”[8]。后来他们又在一个村子听说有一个从缅甸阿瓦来的英国人路过，此人观察山水并打听周围的情况，奥尔良一行即感叹他们即将往北的行程都是陌生的地盘，还无人涉足。但由于他们计划中从云州到冕宁的路已经由此英国人走过，所以他们必须选择另一条新路。到考察团最后到达真朴为止，他们行走的路线就将旅行家哥佩尔、吉尔以及西藏传教士和帕维使团的路线连接起来，“在罗西乐和杜塔尔的完美工作后，要使这条纵贯印度支那的法国河流（指湄公河，即澜沧江）的整个流域为人所知，就只需到德格探险了”[9]。